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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尔斯泰 忏悔录 卷三

列夫·托尔斯泰 忏悔录 by 列夫·托尔斯

列夫·托尔斯泰忏悔录卷三

我在这种疯狂的状态中又生活了六年,直到结婚为止。这时我到了国外。在欧洲生

活,和一些先进的、有学问的欧洲人交往,使我对于成为我的生活中心的对完善的信仰更加深信不疑,因为我在他们那里也看到了这种信仰。这信仰在我身上具有我们时代大部分有教养的人身上所具有的一般的形式。这信仰,用一个词来表示,就是"进步"。那时我以为,这个词表达了某种含义。我还不理解,我与任何一个有生命的人一样,为"我怎样才能活得更好"这类问题而苦恼,而如果我回答应该"活得合乎进步",那就好比一个人撑着任凭风浪摆布的小船,对此时主要的惟一的问题:"往哪儿去?"只会说:"我们正飘向某地",等于没有回答问题。

那时我没有发觉这一点。只是偶尔在感情上,而不是在理智上,对我们时代这种共

同的迷信感到愤懑,因为他被人们用来掩盖自己对生活的不理解。例如,我在巴黎的时候,死刑的景象动摇了我对进步的迷信。当我看到一个人身首异处,分别掉落在棺材里,我就理解到——不是用理智,而是用整个身心理解到,任何一种关于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理论和进步的理论,都不能为这一行为辩解,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根据创始以来的任何一种理论,认为这是需要的,那么我也知道,这并不需要,这很不好。因此能生产什么是好什么需要的不是人们的言论和行为也不是进步而是我自己的心。是我意识到对进步的理性不足以说明生命的另一个例子就是我哥哥的死亡。他是一个聪明、善良、严肃的人,年纪轻轻的就得了病,受了一年多的折磨,最后痛苦地死去,不理解为什么而生,更不理解为什么而死。在他缓慢而痛苦的死亡过程中,没有什么理论能针对这些问题给我和他做出回答。

但这只不过是偶尔产生怀疑的例子,实质上我继续生活下去,只信奉进步。"一切都在发展,我也在发展;而为什么我和其他人一起发展,日后会见分晓。"那时我应该这样来表述我的信仰。

从国外回来以后,我住在农村,办农民学校。我特别喜爱这工作,因为其中没有我

明显感到的虚伪,而在文学教育活动中,虚伪已经使我感到很不舒服。在这儿我也是为进步而工作,但我已经批判地对待进步本身了。我对自己说,进步的某些表现是不正确的,因而对待蒙昧无知的人、农民的孩子需要完全的自由,让他们选择他们愿意走的那条进步的道路。

其实,我仍然围着那个原来的难题打转转,即要教育人,但不知道教什么。我在文

学界的上层看得很清楚,不知道教什么是无法进行教育的,因为我看到,大家教的内容都不相同,彼此之间进行争论无非是为了不让自己看到自己的无知。可是在这儿,和农民的孩子在一起,我想我可以避开这个难题,让他们学他们愿意学的东西。现在我想起我为了满足自己教育别人的欲望而支吾其词就感到可笑,其实当时我内心深处非常明白,我不能教给别人一点有用的东西,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有用的。办学一年之后,我又一次出国,企图了解怎样才能做到自己一无所知而又会教育别人。

我觉得,我在国外学到了这种本事。在掌握了全部奥妙之后,我便在解放农奴的那

一年回到俄国,担任调停人的职务,同时在学校中教育没有文化的人和出版杂志教育有文化的人。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我感觉到,我的理智并不完全正常,这样下去是不能持久的。当时我很可能陷入绝望的境地,就像我五十岁的时候那样,如果缺少了我还没有体验过、并且能使我找到出路的人生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家庭生活。

有一年光景我从事调停人的工作,办学校,出版杂志,尤因患无头绪而疲劳不堪。

我为调停中的争执而苦恼,我的办学事业方向不明,我讨厌自己在杂志上的影响,这种影响无非是老一套——想教育大家并掩盖自己不知道该教什么,结果我在精神上病得比肉体上更严重,于是抛弃了一切,跑到巴什基尔人的草原上去呼吸新鲜空气,喝马奶,过着动物一般的生活。

从那里回来以后,我结了婚。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新环境已经使我完全撇下了对生命

的总目的的任何探索。在这段时期,我的全部生活都集中在家庭、妻子、孩子,以及如何增加生活资料方面。对于完善的追求早已被对一般的完善和对进步的追求所代替,而现在又赤裸裸地的被追求我家庭的最大幸福所代替了。

就这样又过了十五年。

尽管在这十五年间,我认为创作毫无意义,我还是继续创作。我已经尝到了创作的

甜头,尝到了花微不足道的劳动而换取大量稿酬和赞赏的甜头,于是我全力以赴,把它作为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和抹杀内心存在的关于自己和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目的的任何问题的手段。

我创作,以我所认识到的惟一的真理,即应该活得使自己和家庭尽可能的幸福,来

教育大家。

我这样活着,但是五年前我身上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起先,我有些迷惑不解

,生命停顿了,似乎我不知道我该怎样活着,该做什么,我惶惶不安,心情抑郁。但这种时候一过去,我还像原来一样活着。后来,迷惑不解的时刻越来越频繁,而且总是具有相同的形式。这种生命的停顿常常以相同的问题表现出来:为什么?那么以后会怎样?

起先我以为,这不过是一些无目的的、不恰当的问题。我以为,这一切并不新奇,

如果我有时间而且愿意解决这些问题,那并不需要花费很多气力,现在仅仅是因为我没有时间来考虑,要是我愿意,我一定能找到答案。但是这些问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回答,这些缺乏答案的问题,就像一颗颗小点子落在一个地方,聚集成一个大的黑点。

出现了象每一个内部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身上常见的现象。起先只有一点儿不舒服

,病人也不很注意,后来症状日益发展,变成一种无休止的痛苦,痛苦日益加剧。不用多久,病人已经意识到,他原先认为是小毛病的征兆,对他来说竟是世界上最重大的事情,这就是死亡。

这一切在我身上也发生了。我知道这不是偶然的不舒服,而是某种非常重要的现象。我知道,如果这些问题老是提出来,那就应该回答它们。因此我企图回答。这些问题看起来是那样愚蠢,简单,幼稚。而一旦接触它们,并企图解决,我便确信:第一,这不是幼稚和愚蠢的问题,而是生活中最重要最深刻的问题;第二,不管我如何绞脑汁,我都无法解决它们。在管理萨马拉的田产、教育儿子、著书立说之前,应该知道我做这些事的目的。在目的不明确之前,我是什么也不能做的。我对产业的一些想法当时非常吸引我,可是在这些想法中间,突然会冒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好吧,你在萨马拉省有六千俄亩(译注:1俄亩约合1.09公顷。)土地,三百匹马,那又怎样呢?"我完全呆住了,不知道怎样想下去。或者当我考虑怎样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为了什么目的?"或者,当我谈论人民如何能得到福利的时候,我会突然对自己说:"与我有什么关系?"或者,当我想到我的作品给我带来的那种荣誉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好把你的声誉比果戈理、普希金、莎士比亚、莫里哀,比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都高,那又怎么样?……"

我什么都不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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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尔斯泰忏悔录卷三 我在这种疯狂的状态中又生活了六年,直到结婚为止。这时我到了国外。在欧洲生 活,和一些先进的、有学问的欧洲人交往,使我对于成为我的生活中心的对完善的信仰更加深信不疑,因为我在他们那里也看到了这种信仰。这信仰在我身上具有我们时代大部分有教养的人身上所具有的一般的形式。这信仰,用一个词来表示,就是"进步"。那时我以为,这个词表达了某种含义。我还不理解,我与任何一个有生命的人一样,为"我怎样才能活得更好"这类问题而苦恼,而如果我回答应该"活得合乎进步",那就好比一个人撑着任凭风浪摆布的小船,对此时主要的惟一的问题:"往哪儿去?"只会说:"我们正飘向某地",等于没有回答问题。 那时我没有发觉这一点。只是偶尔在感情上,而不是在理智上,对我们时代这种共 同的迷信感到愤懑,因为他被人们用来掩盖自己对生活的不理解。例如,我在巴黎的时候,死刑的景象动摇了我对进步的迷信。当我看到一个人身首异处,分别掉落在棺材里,我就理解到——不是用理智,而是用整个身心理解到,
任何一种关于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理论和进步的理论,都不能为这一行为辩解,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根据创始以来的任何一种理论,认为这是需要的,那么我也知道,这并不需要,这很不好。因此能生产什么是好什么需要的不是人们的言论和行为也不是进步而是我自己的心。是我意识到对进步的理性不足以说明生命的另一个例子就是我哥哥的死亡。他是一个聪明、善良、严肃的人,年纪轻轻的就得了病,受了一年多的折磨,最后痛苦地死去,不理解为什么而生,更不理解为什么而死。在他缓慢而痛苦的死亡过程中,没有什么理论能针对这些问题给我和他做出回答。 但这只不过是偶尔产生怀疑的例子,实质上我继续生活下去,只信奉进步。"一切都在发展,我也在发展;而为什么我和其他人一起发展,日后会见分晓。"那时我应该这样来表述我的信仰。 从国外回来以后,我住在农村,办农民学校。我特别喜爱这工作,因为其中没有我 明显感到的虚伪,而在文学教育活动中,虚伪已经使我感到很不舒服。在这儿我也是为进步而工作,但我已经批判地对待进步本身了。我对自己说,进步的某些表现是不正确的,因而对待蒙昧无知的人、农民的孩子需要完全的自由,让他们
选择他们愿意走的那条进步的道路。 其实,我仍然围着那个原来的难题打转转,即要教育人,但不知道教什么。我在文 学界的上层看得很清楚,不知道教什么是无法进行教育的,因为我看到,大家教的内容都不相同,彼此之间进行争论无非是为了不让自己看到自己的无知。可是在这儿,和农民的孩子在一起,我想我可以避开这个难题,让他们学他们愿意学的东西。现在我想起我为了满足自己教育别人的欲望而支吾其词就感到可笑,其实当时我内心深处非常明白,我不能教给别人一点有用的东西,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有用的。办学一年之后,我又一次出国,企图了解怎样才能做到自己一无所知而又会教育别人。 我觉得,我在国外学到了这种本事。在掌握了全部奥妙之后,我便在解放农奴的那 一年回到俄国,担任调停人的职务,同时在学校中教育没有文化的人和出版杂志教育有文化的人。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我感觉到,我的理智并不完全正常,这样下去是不能持久的。当时我很可能陷入绝望的境地,就像我五十岁的时候那样,如果缺少了我还没有体验过、并且能使我找到出路的人生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家庭生活。 有一年光景我从事调停人的工作,办学校,出版杂志,尤
因患无头绪而疲劳不堪。 我为调停中的争执而苦恼,我的办学事业方向不明,我讨厌自己在杂志上的影响,这种影响无非是老一套——想教育大家并掩盖自己不知道该教什么,结果我在精神上病得比肉体上更严重,于是抛弃了一切,跑到巴什基尔人的草原上去呼吸新鲜空气,喝马奶,过着动物一般的生活。 从那里回来以后,我结了婚。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新环境已经使我完全撇下了对生命 的总目的的任何探索。在这段时期,我的全部生活都集中在家庭、妻子、孩子,以及如何增加生活资料方面。对于完善的追求早已被对一般的完善和对进步的追求所代替,而现在又赤裸裸地的被追求我家庭的最大幸福所代替了。 就这样又过了十五年。 尽管在这十五年间,我认为创作毫无意义,我还是继续创作。我已经尝到了创作的 甜头,尝到了花微不足道的劳动而换取大量稿酬和赞赏的甜头,于是我全力以赴,把它作为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和抹杀内心存在的关于自己和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目的的任何问题的手段。 我创作,以我所认识到的惟一的真理,即应该活得使自己和家庭尽可能的幸福,来 教育大家。 我这样活着,但是五年前我身上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
。起先,我有些迷惑不解 ,生命停顿了,似乎我不知道我该怎样活着,该做什么,我惶惶不安,心情抑郁。但这种时候一过去,我还像原来一样活着。后来,迷惑不解的时刻越来越频繁,而且总是具有相同的形式。这种生命的停顿常常以相同的问题表现出来:为什么?那么以后会怎样? 起先我以为,这不过是一些无目的的、不恰当的问题。我以为,这一切并不新奇, 如果我有时间而且愿意解决这些问题,那并不需要花费很多气力,现在仅仅是因为我没有时间来考虑,要是我愿意,我一定能找到答案。但是这些问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回答,这些缺乏答案的问题,就像一颗颗小点子落在一个地方,聚集成一个大的黑点。 出现了象每一个内部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身上常见的现象。起先只有一点儿不舒服 ,病人也不很注意,后来症状日益发展,变成一种无休止的痛苦,痛苦日益加剧。不用多久,病人已经意识到,他原先认为是小毛病的征兆,对他来说竟是世界上最重大的事情,这就是死亡。 这一切在我身上也发生了。我知道这不是偶然的不舒服,而是某种非常重要的现象。我知道,如果这些问题老是提出来,那就应该回答它们。因此我企图回答。这些问
题看起来是那样愚蠢,简单,幼稚。而一旦接触它们,并企图解决,我便确信:第一,这不是幼稚和愚蠢的问题,而是生活中最重要最深刻的问题;第二,不管我如何绞脑汁,我都无法解决它们。在管理萨马拉的田产、教育儿子、著书立说之前,应该知道我做这些事的目的。在目的不明确之前,我是什么也不能做的。我对产业的一些想法当时非常吸引我,可是在这些想法中间,突然会冒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好吧,你在萨马拉省有六千俄亩(译注:1俄亩约合1.09公顷。)土地,三百匹马,那又怎样呢?"我完全呆住了,不知道怎样想下去。或者当我考虑怎样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为了什么目的?"或者,当我谈论人民如何能得到福利的时候,我会突然对自己说:"与我有什么关系?"或者,当我想到我的作品给我带来的那种荣誉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好把你的声誉比果戈理、普希金、莎士比亚、莫里哀,比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都高,那又怎么样?……" 我什么都不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