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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基要主义

达尔文与基要主义 by 麦瑞尔·戴维斯

古尔德曾论述过,“进化包括自然选择之外的许多内容”,包括许多不能够还原为他的进化论对手所倡导的流行的、逻辑还原物之外的许多内容,这些论点看起来好像是与进化论的观点不一致。 为什么这不是一个合理的、理由充分的问题? 为什么不允许认真地考虑一个超越达尔文的新范式? 为什么不允许对达尔文著作进行另外一种解读,并且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以致达尔文成了永恒的神圣权威呢?

科学的基要主义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上述立场复杂而含混,与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盲目的钟表匠》中所表达的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本书的写作基于这样的信念:我们人类自己在世间出现,曾经被认为是谜中之谜,但是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谜了,因为它的谜底已经揭晓。 揭开这一谜底的就是达尔文和华莱士。

道金斯采用了亨利·莫里斯的典型语句继续说:

我要说服读者相信,达尔文的世界观不只是在此时此刻正确的,它是在原则上能够解决我们存在之谜的唯一的已知的理论。 达尔文理论也因此更令人满意。 我们能够合理地论证:达尔文学说不只是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是正确的,而且适用于宇宙中可能发现生命的任何地方。

所以,无论是莫里斯还是道金斯都认为他们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真理。

道金斯把达尔文理论看作是绝对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他的这一种信念在科学界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根据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古生物学家尼尔斯·艾尔德里奇(Niles Eldredge)的精辟概括,“真正面临的紧迫问题是,人们应该如何处理进化生物学中的两个截然相反的假定”。 一方是激进的达尔文主义者或达尔文基要主义者,他们都是遗传学家,而理查德·道金斯是他们中间最具有公众影响的倡导者;另一方是在许多学科领域尤其是在古生物学领域从事研究工作的博物学家,其最有影响的倡导者是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 这场论战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 激进达尔文主义阵营中最著名的人物是约翰·斯密斯(John Maynard Smith),从1962年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发表《社会行为的基因进化》,到1966年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出版《适应与自然选择》,这一阵营开始壮大起来,再到1976年道金斯发表《自私的基因》,使这一阵营的影响达到了顶峰。 对立的阵营是自古尔德和艾尔德里奇合著的《间断平衡:对种群渐变论来说的另一种观念》出版后开始集结的。 这两大阵营的对立使进化论的发展超越了现代综合理论。

达尔文主义的现代综合理论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 这项工作是由例如罗纳德·费舍尔(Ronald Fisher)、杜布赞斯基(Theodore Dobzhansky)、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以及霍尔丹(J. B. Haldane)等人完成的。 现代综合理论开始使遗传学稳固地融入了达尔文学说的框架。 尽管在自然选择发挥作用方面,可遗传性的变异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达尔文关于遗传是怎样工作的论点却是错误的。 1900年,孟德尔遗传学得以再发现。 最初,生物学家认为达尔文的遗传学可以动摇达尔文学说的基础,或推翻达尔文理论。 基因对于达尔文的解释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何况还有达尔文的表弟弗兰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热衷提倡优生学。 高尔顿在《优生学》一书中,提出了人类可以有目的地繁殖更具有适应能力的后代这一观点,从而导致了著名的先天/后天论战:人是由他们的基因组成决定的吗? 或人类的重大适应性的发明、文化和行为是在我们的多种多样的社会中获得吗? 或对于我们更重要的,是否是多种多样的社会把我们塑造成我们之所以是我们吗? 纵然对著名的达尔文主义者来说,优生学也不是一个好的思想。 现代美国人类学奠基人弗兰茨·博厄斯(Franz Boas)创立了文化人类学反对优生学。 一般说来,人类学在20世纪花费了许多时间来肃清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进化思想和各种流派的简单决定论的影响,试图在“后天”范围内、文化领域解释人类的本性。 即使在后综合理论的争论中,有关先天/后天的争论仍清晰可辨。 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这些争论与这一论题无关,但是在深层次上是有关联的。 最初,遗传学家把基因当作更为基本的、真实的进化层次;后来,他们发现,基因会突变,新物种的起源可以用突变来解释。 最后,他们发现,持续发生的、微小的变异为自然选择提供了动力来源。 数学证明,自始至终在一个种群中起作用的遗传特征与自然选择所预言的那些特征很可能是一致的。 于是,新达尔文主义正统论得以建立。

通过科学家的“协调运作”,现代综合成功地建立起来。 “协调运作”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共同的信念基础上的:“自然选择规定着进化过程中所有的重要方面,适应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并且是自然选择普遍存在的最终证据。” 古尔德认为,这些科学家“带着一种近乎神学上的热情来扩展他们的势力范围”。 艾尔德里奇认为:“我们拥有一个优美的、简单的理论,可以解释进化过程。 要是我们跟随遗传学家(和达尔文),我们只要简单地采用关于世代连续变化的自然选择模型,把它外推到整个地质时期就行了。 但是,这种做法在我们古生物学看来不是一个好做法,简单的外推不起作用。” “间断平衡”论是建立在化石记录性质的基础上的。 在化石记录中,物种是明确的实体。 一旦物种出现,它们趋向于基本保持不变。 相对于绵长物种的稳定时期来说,物种形成的过程是相对迅速的。 对于博物学家来说,进化的历史也是灭绝的历史,其中有些是由灾变引发的。 正是由于这些博物学家在理解进化问题上持有多元的观念,引起了基要主义创世论者的注意,并且引用他们的论点批评进化论。 这些博物学家也因而被指责为试图暗中攻击进化论,给那些基要主义敌人提供了帮助和安慰。 他们之所以强调他们自己坚持了正统的达尔文理论,这至少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尽管这些博物学家的种种达尔文多元主义论点不断地瓦解着达尔文建造起来的理论大厦,但是,他们明确地表明他们承认自然选择。 种群遗传学带来了中性变化的重要证据,也就是进化中的非适应性变化。 发展生物学家提出了“保守”原则,即,不同生物的发育过程是非常相似的。 在这一情况下,生物在进化中受到的限制,相较自然选择下产生的精致的适应过程,成了支配进化的主旋律。 古生物学要求,把漫长的进化趋势解释为某些物种与其他物种竞争中的显著的好结果,而不是将其看作是在一个持续进化种群中有机体适应的渐渐积累。 古生物学也证明了历史偶然性的影响以及灾变和大范围灭绝的重要性,这与典型的达尔文时期以进化性的适应解释家族的成功几乎没有关系。 古尔德曾论述过,“进化包括自然选择之外的许多内容”,包括许多不能够还原为他的进化论对手所倡导的流行的、逻辑还原物之外的许多内容,这些论点看起来好像是与进化论的观点不一致。 为什么这不是一个合理的、理由充分的问题? 为什么不允许认真地考虑一个超越达尔文的新范式? 为什么不允许对达尔文著作进行另外一种解读,并且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出对于任何时代、无论如何都把达尔文作为神圣的权威呢? 这些博物学家可能没有他们科学上的对手所拥有的“神学热情”,但是,他们确实是在一个为人熟悉的宗教历史正统论的框架内组织起来了。

激进的达尔文主义中的“激进”之处,是因为看待一切事物都坚持基因中心论。 基因控制着特定的事物:基因决定着一个生物体为了取得繁殖上成功和适应环境而采用的组成形式、功能和行为。 这是一种激进的还原论观点,在这种观点中有关一个物种的观念瓦解了。 人们关注的焦点是种群,一个物种的子集合,在那里科学家追求的是数学上的基因频率。 古尔德说,基因必须复制出自己更多的副本,传给它们的后代。 这一基因规则是“达尔文生物学的核心,也是极端达尔文主义阵营狂热信仰的唯一信念”。 其最极端的主张是自私的基因。 道金斯引起激烈争论的论点是把基因中心论的思想推到了逻辑顶峰,在那里,作为独立实体的生物个体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现在,它们形成巨大的群落,安全地生活在庞大笨拙、行动迟缓的“生存机器”——人的体内,与外界分离开来,通过迂回曲折的间接途径与外部世界联系,并通过遥控来操纵外部世界。 它们存在于你和我的躯体内,它们创造了我们,创造了我们的肉体和心灵。 保存它们或许正是我们存在的终极理由。 这些复制品源远流长。 今天,我们称它们为“基因”,其实我们就是它们的“生存机器”。

在各种各样的基因中心论的论点中,基因发展出了新的效力,比赋予给它们的那些笨拙的机器人更有良知和目的。 这种论点正在将我们引向何处? E. O. 威尔逊(E. O. Wilson)给出了这一问题的答案:

我们不禁要问,下丘脑和脑边缘系统是怎样形成的? 它们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出来的。 要是研究认识论的哲学家不从这一简单的生物学陈述出发,研究认识论问题,那么伦理哲学家必须从它出发,彻底地研究伦理问题。

通过研究我们的基因及其适应的程序这种形式,生物学对于所有事物来说是最终的答案。 尽管生物学家清楚地表明,确实没有任何证据,也没有任何方法理解基因是如何可能对具体行为或具体事物产生影响的,但是,我们仍被淹没在“基因决定我们”的言论中。 道金斯与社会生物学以及正在兜售中的新的替代品进化心理学,分享了一个共同的观点,即基因的重要性在于适应。 只要证明基因具有适应功能,以自然选择为机制的进化论也就确立了。 所谓适应就是返回过去,是某种使我们适合先前进化阶段的一种倾向。 所以,我们用来进行计算行为的大脑形成于上更新世(Upper Pleistocene),简言之,我们的大脑是适应石器时代的产物。 按照这一幸运的结论,冗长乏味的19世纪人类学中的许多内容重新进入了讨论范围。 学者们建立起来的系统而明确的解释,与那时关于亲属称谓和亲属行为规范的解释惊人相似,认为我们今天的行为方式是早期的祖先为了适应非洲草原的生活而进化来的。 那时能进化出这些适应的特征来确实很幸运。 由于在史前期可供人们从中推论出任何行为的物理证据数量少之又少,缺乏据此推测行为的实质性证据。 然而,这一时期的证据缺乏总是对解释性的思想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他们从假说出发,凭借假说的语义力量,轻而易举地超越了这段史前自然进程的空白。 现在,科学的进化论以提供终极解释的权威姿态出现了,用我们的具有进化适应性的环境,填补了这段空白。 基因可以解释怨恨、攻击、陌生人恐怖症、教化力、同性恋以及男人和女人的性格差异,我们首次了解到什么是最适应的。 也是在那时,人类进化成了一种会制造种族灭绝的存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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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尔德曾论述过,“进化包括自然选择之外的许多内容”,包括许多不能够还原为他的进化论对手所倡导的流行的、逻辑还原物之外的许多内容,这些论点看起来好像是与进化论的观点不一致。 为什么这不是一个合理的、理由充分的问题? 为什么不允许认真地考虑一个超越达尔文的新范式? 为什么不允许对达尔文著作进行另外一种解读,并且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以致达尔文成了永恒的神圣权威呢? 科学的基要主义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上述立场复杂而含混,与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盲目的钟表匠》中所表达的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本书的写作基于这样的信念:我们人类自己在世间出现,曾经被认为是谜中之谜,但是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谜了,因为它的谜底已经揭晓。 揭开这一谜底的就是达尔文和华莱士。 道金斯采用了亨利·莫里斯的典型语句继续说: 我要说服读者相信,达尔文的世界观不只是在此时此刻正确的,它是在原则上能够解决我们存在之谜的唯一的已知的理论。 达尔文理论也因此更令人满意。 我们能够合理地论证:达尔文学说不只是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是正确的,而且适用于宇宙中可能发现生命的
任何地方。 所以,无论是莫里斯还是道金斯都认为他们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真理。 道金斯把达尔文理论看作是绝对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他的这一种信念在科学界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根据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古生物学家尼尔斯·艾尔德里奇(Niles Eldredge)的精辟概括,“真正面临的紧迫问题是,人们应该如何处理进化生物学中的两个截然相反的假定”。 一方是激进的达尔文主义者或达尔文基要主义者,他们都是遗传学家,而理查德·道金斯是他们中间最具有公众影响的倡导者;另一方是在许多学科领域尤其是在古生物学领域从事研究工作的博物学家,其最有影响的倡导者是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 这场论战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 激进达尔文主义阵营中最著名的人物是约翰·斯密斯(John Maynard Smith),从1962年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发表《社会行为的基因进化》,到1966年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出版《适
应与自然选择》,这一阵营开始壮大起来,再到1976年道金斯发表《自私的基因》,使这一阵营的影响达到了顶峰。 对立的阵营是自古尔德和艾尔德里奇合著的《间断平衡:对种群渐变论来说的另一种观念》出版后开始集结的。 这两大阵营的对立使进化论的发展超越了现代综合理论。 达尔文主义的现代综合理论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 这项工作是由例如罗纳德·费舍尔(Ronald Fisher)、杜布赞斯基(Theodore Dobzhansky)、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以及霍尔丹(J. B. Haldane)等人完成的。 现代综合理论开始使遗传学稳固地融入了达尔文学说的框架。 尽管在自然选择发挥作用方面,可遗传性的变异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达尔文关于遗传是怎样工作的论点却是错误的。 1900年,孟德尔遗传学得以再发现。 最初,生物学家认为达尔文的遗传学可以动摇达尔文学说的基础,或推翻达尔文理论。 基因对于达尔文的解释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何况还有达尔文的表弟弗兰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热衷提倡优生学。 高尔顿在《优生学》一书中,提出
了人类可以有目的地繁殖更具有适应能力的后代这一观点,从而导致了著名的先天/后天论战:人是由他们的基因组成决定的吗? 或人类的重大适应性的发明、文化和行为是在我们的多种多样的社会中获得吗? 或对于我们更重要的,是否是多种多样的社会把我们塑造成我们之所以是我们吗? 纵然对著名的达尔文主义者来说,优生学也不是一个好的思想。 现代美国人类学奠基人弗兰茨·博厄斯(Franz Boas)创立了文化人类学反对优生学。 一般说来,人类学在20世纪花费了许多时间来肃清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进化思想和各种流派的简单决定论的影响,试图在“后天”范围内、文化领域解释人类的本性。 即使在后综合理论的争论中,有关先天/后天的争论仍清晰可辨。 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这些争论与这一论题无关,但是在深层次上是有关联的。 最初,遗传学家把基因当作更为基本的、真实的进化层次;后来,他们发现,基因会突变,新物种的起源可以用突变来解释。 最后,他们发现,持续发生的、微小的变异为自然选择提供了动力来源。 数学证明,自始至终在一个种群中起作用的遗传特征与自然选择所预言的那些特征很可能是一致的。 于是,新达尔文主义正统论得
以建立。 通过科学家的“协调运作”,现代综合成功地建立起来。 “协调运作”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共同的信念基础上的:“自然选择规定着进化过程中所有的重要方面,适应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并且是自然选择普遍存在的最终证据。” 古尔德认为,这些科学家“带着一种近乎神学上的热情来扩展他们的势力范围”。 艾尔德里奇认为:“我们拥有一个优美的、简单的理论,可以解释进化过程。 要是我们跟随遗传学家(和达尔文),我们只要简单地采用关于世代连续变化的自然选择模型,把它外推到整个地质时期就行了。 但是,这种做法在我们古生物学看来不是一个好做法,简单的外推不起作用。” “间断平衡”论是建立在化石记录性质的基础上的。 在化石记录中,物种是明确的实体。 一旦物种出现,它们趋向于基本保持不变。 相对于绵长物种的稳定时期来说,物种形成的过程是相对迅速的。 对于博物学家来说,进化的历史也是灭绝的历史,其中有些是由灾变引发的。 正是由于这些博物学家在理解进化问题上持有多元的观念,引起了基要主义创世论者的注意,并且引用他们的论点批评进化论。 这些博物学家也因而被指责为试图暗中攻击进化论,给那些基要主义敌人提供了帮助和安慰。 他们之
所以强调他们自己坚持了正统的达尔文理论,这至少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尽管这些博物学家的种种达尔文多元主义论点不断地瓦解着达尔文建造起来的理论大厦,但是,他们明确地表明他们承认自然选择。 种群遗传学带来了中性变化的重要证据,也就是进化中的非适应性变化。 发展生物学家提出了“保守”原则,即,不同生物的发育过程是非常相似的。 在这一情况下,生物在进化中受到的限制,相较自然选择下产生的精致的适应过程,成了支配进化的主旋律。 古生物学要求,把漫长的进化趋势解释为某些物种与其他物种竞争中的显著的好结果,而不是将其看作是在一个持续进化种群中有机体适应的渐渐积累。 古生物学也证明了历史偶然性的影响以及灾变和大范围灭绝的重要性,这与典型的达尔文时期以进化性的适应解释家族的成功几乎没有关系。 古尔德曾论述过,“进化包括自然选择之外的许多内容”,包括许多不能够还原为他的进化论对手所倡导的流行的、逻辑还原物之外的许多内容,这些论点看起来好像是与进化论的观点不一致。 为什么这不是一个合理的、理由充分的问题? 为什么不允许认真地考虑一个超越达尔文的新范式? 为什么不允许对达尔文著作进行另外一种解读,并且用另一种语言
来表达出对于任何时代、无论如何都把达尔文作为神圣的权威呢? 这些博物学家可能没有他们科学上的对手所拥有的“神学热情”,但是,他们确实是在一个为人熟悉的宗教历史正统论的框架内组织起来了。 激进的达尔文主义中的“激进”之处,是因为看待一切事物都坚持基因中心论。 基因控制着特定的事物:基因决定着一个生物体为了取得繁殖上成功和适应环境而采用的组成形式、功能和行为。 这是一种激进的还原论观点,在这种观点中有关一个物种的观念瓦解了。 人们关注的焦点是种群,一个物种的子集合,在那里科学家追求的是数学上的基因频率。 古尔德说,基因必须复制出自己更多的副本,传给它们的后代。 这一基因规则是“达尔文生物学的核心,也是极端达尔文主义阵营狂热信仰的唯一信念”。 其最极端的主张是自私的基因。 道金斯引起激烈争论的论点是把基因中心论的思想推到了逻辑顶峰,在那里,作为独立实体的生物个体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现在,它们形成巨大的群落,安全地生活在庞大笨拙、行动迟缓的“生存机器”——人的体内,与外界分离开来,通过迂回曲折的间接途径与外部世界联系,并通过遥控来操纵外部世界。 它们存在于你和我的躯体内,它们创造了我们,创
造了我们的肉体和心灵。 保存它们或许正是我们存在的终极理由。 这些复制品源远流长。 今天,我们称它们为“基因”,其实我们就是它们的“生存机器”。 在各种各样的基因中心论的论点中,基因发展出了新的效力,比赋予给它们的那些笨拙的机器人更有良知和目的。 这种论点正在将我们引向何处? E. O. 威尔逊(E. O. Wilson)给出了这一问题的答案: 我们不禁要问,下丘脑和脑边缘系统是怎样形成的? 它们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出来的。 要是研究认识论的哲学家不从这一简单的生物学陈述出发,研究认识论问题,那么伦理哲学家必须从它出发,彻底地研究伦理问题。 通过研究我们的基因及其适应的程序这种形式,生物学对于所有事物来说是最终的答案。 尽管生物学家清楚地表明,确实没有任何证据,也没有任何方法理解基因是如何可能对具体行为或具体事物产生影响的,但是,我们仍被淹没在“基因决定我们”的言论中。 道金斯与社会生物学以及正在兜售中的新的替代品进化心理学,分享了一个共同的观点,即基因的重要性在于适应。 只要证明基因具有适应功能,以自然选择为机制的进化论也就确立了。 所谓适应就是返回过去,是某种使我们适合先前进化阶段的
一种倾向。 所以,我们用来进行计算行为的大脑形成于上更新世(Upper Pleistocene),简言之,我们的大脑是适应石器时代的产物。 按照这一幸运的结论,冗长乏味的19世纪人类学中的许多内容重新进入了讨论范围。 学者们建立起来的系统而明确的解释,与那时关于亲属称谓和亲属行为规范的解释惊人相似,认为我们今天的行为方式是早期的祖先为了适应非洲草原的生活而进化来的。 那时能进化出这些适应的特征来确实很幸运。 由于在史前期可供人们从中推论出任何行为的物理证据数量少之又少,缺乏据此推测行为的实质性证据。 然而,这一时期的证据缺乏总是对解释性的思想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他们从假说出发,凭借假说的语义力量,轻而易举地超越了这段史前自然进程的空白。 现在,科学的进化论以提供终极解释的权威姿态出现了,用我们的具有进化适应性的环境,填补了这段空白。 基因可以解释怨恨、攻击、陌生人恐怖症、教化力、同性恋以及男人和女人的性格差异,我们首次了解到什么是最适应的。 也是在那时,人类进化成了一种会制造种族灭绝的存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