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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选择理论

达尔文与基要主义 by 麦瑞尔·戴维斯

达尔文时代的那些重要问题在现在引起了激烈争论。 尽管科学家提出证据,得出结论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是,自然选择却成了所有科学主张的核心信条。 这是因为达尔文的理论是一个宏大的理论,一个兼容性极强的框架,无论科学家怎样看待证据,其观点都将包容于其中,所以,不同学派都援引达尔文捍卫自己的立场。 此外,自然选择对科学还有另一种用途:最终,自然选择的成功不是在于选择理论的好用,而是有些人要推崇科学,将其作为西方文明的新权威,进化论正好符合这一需求。

自然选择理论

《物种起源》【注:全名是《通过自然选择方式的物种起源》。 ——译者】一书是这个产生出许多重要理论的时代的伟大著作。 正像达尔文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的理论是一个关于所有时代所有生命的理论,“人们利用它,可以将所有现存的和灭绝的生命统一到一个宏伟的系统中,所有的生命之间都有亲缘关系,有的复杂,有的直接,有的迂回曲折”。 达尔文用树来比喻他的观点:

绿色的和正在发芽的小树枝可以代表现存的物种。 在每一个生长期,所有正在发育中的小树枝都想在各侧长出枝条,遮蔽周围的枝条和树枝,使其无法生存,就像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进行斗争的物种和种群一样,各自都在努力超越和征服其他物种。

达尔文提出自然选择思想是从研究人工选择入手的,这些工作通常是爱好养鸽子的人和育种专家从事的。 为了培育出优良品种,育种专家在物种内自然发生的随机变异中进行挑选。 自然选择也是对物种内发生的这类随机变异进行筛选,只不过整个过程发生在野外,也没有人为地选择。 在那里,每个个体都进行着生存斗争,出生的生命个体要比能生存下来和能进行繁殖的个体的数目要多,只有那些更好地适应了的适应者更可能生存下来,并且留下更多的后代。 马尔萨斯用生存斗争作隐喻,所指的是集体行为、部落的行为,而达尔文则认为这种斗争发生在个体层次上:“具有任何优越性的个体,不管它优越于其他个体多么微小,将会有更好的生存和繁殖机会……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相信,任何微小的不利的变异,严格地来说将会是毁灭性的”。 达尔文还把第二个机制——性选择增加到了为食物和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之中。 在性选择中,生存斗争是为了交配和繁殖的成功。 自然选择意味着增加了这些最适应者存活的频率,它们的性状通过整个种群扩散开来,直到物种的一般性状发生变化。 因此,所有的生命都是通过“遗传上的微小改变”过程在亲缘关系上联系起来的。 假定微小的变化不断地进行,它们最终将会累计起来,引起大的发展,导致新的生命形式出现。

为了使他的理论自圆其说,达尔文需要更长跨度的地质时间来允许自然选择发挥作用,以及保存这种进化过程的化石记录。 达尔文承认地质记录并不完善,存在着多处残缺或不连续,但是他在讨论地质记录时指出,在较下层的(也就是较早的)化石记录中的生物,其形态也较普通;出现生物性状更特殊的化石所处的层次更高,因此更晚。 生物本身从不退化。 在物种的地理分布范围内,自然选择在每一种特定的环境中都发挥作用。 最能适应的生存者就是那些最善于利用环境的个体。

从自然界的残酷斗争中,从饥饿和死亡的考验中,我们能够构想的最值得赞扬的对象,就是高级动物这种产品。 生命的几种力量,起初被赋予了少数几种或一种形态;在这个星球按照不变的引力定律围绕着太阳公转的同时,生命从一种如此简单的起点,进化出了无穷无尽的、令人惊奇的美丽形态;生命仍在进化。 这是多么宏伟的生命观啊!

一个宏大的统一理论显然必须包括人类。 正像格鲁伯(Gruber)和巴雷特(Barrett)指出的那样:“人及其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这个主题,在达尔文思想中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它们成了达尔文的信念本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达尔文的笔记本里,清楚地阐明了自然选择思想,并且把它应用于人。 这第一段文字写于1838年11月27日。 在他的另一个笔记本中,达尔文写道:“我绝不允许因为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就认为人有不同的起源。” 达尔文不允许的事,他自己花费了很长时间之后才说出来。 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写道:“人的起源和人的历史,终将会真相大白。” 无论是热情的基督徒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的《人类的古代》(Antiquity of Man,1863),还是赫胥黎的《人在自然中的地位》(Man’s Place in Nature,1863)都比达尔文发表《人类的由来》(Descent of Man,1871)要早。 当《人类的由来》最终被发表时,人们应该不会感到吃惊。

对于那些想要将自然选择解释为有神论的进化论——即创世论——的人来说,达尔文留下了足够的余地:“鉴于自然选择的作用仅仅是出于和为了对所有生物有好处,生物的肉体和心灵会朝着趋于完美的方向发展。” 自从宗教改革以来,知识界一直沿着这一方向进行着论证和调整。 专家们激烈地争论着达尔文究竟信不信仰上帝。 或许他信,或许他不信。 最可能的是,他逐渐堕落成了一个心智不健全的不可知论者。 达尔文明确地捍卫这样一种观点:在以自然选择为机制的进化中,不存在有目的的设计,要是存在着设计就等于新瓶装旧药,与古老的设计论没有什么不同,而通过设计而创世这一古老观念正是达尔文试图用他的进化论取而代之的对象。 然而,他非常明确地在他的进化观念中塞入了向上提升的“进步”观念。 实际上,长期以来西方人一直把“进步”或“发展”观念理解为上帝创立自然律的旨意。 然而,达尔文眼中的自然,即“坚牙利爪”的自然界,可以被理解为:在所有可能的世界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最好的,现存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最好的结局而安排的。

《物种起源》一书经历了多次修订。 第一版的最后讨论了有可能会出现的反对意见,后来的修订版不断地回应了该书出版后引起的种种批评。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 达尔文建立了一个理论,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他并没有解决问题。 自然选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假设框架,一个总的看法,一种考虑问题和提出问题的研究手段。 遗传如何通过自然选择的作用而对变异产生影响? 这对达尔文理论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并不像达尔文错误地认为的那样是一个“黑匣子”。 达尔文不了解遗传学,他的泛生说(pangenesis)甚至不能使他同时代的人信服,后来这种论点已经被遗传学彻底推翻。 在《物种起源》中发现后来的研究证明是不合适的具体错误或观点并不难。 但是,这并不重要。 达尔文的深远影响体现在后人对他的研究成果和名声的利用。 正像彼特·鲍勒(Peter Bowler)所评论的那样:

“达尔文的理论来自对现代世界中小范围变化的研究,它集中于解释仍然影响着所有生命的那些实际过程,而不是为了重建年代久远的进化之链——因此,它忽略了许多同时代的人在研究地球生命的进化时所理解的那些最具有重要性的问题。”

达尔文时代的那些重要问题在现在引起了激烈争论。 尽管科学家提出证据,得出结论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是,自然选择却成了所有科学主张的核心信条。 这是因为达尔文的理论是一个宏大的理论,一个兼容性极强的框架,无论科学家怎样看待证据,其观点都将包容于其中,所以,不同学派都援引达尔文捍卫自己的立场。 此外,自然选择对科学还有另一种用途:

最终,自然选择的成功不是在于选择理论的好用,而是有些人要推崇科学,将其作为西方文明的新权威,进化论正好符合这一需求。

达尔文和他的自然选择理论不只是一个特定的科学理论,它们成了关于合理秩序和卓越解释力的力量象征、界限标志和文化象征。 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在创世论者中会发现好帮手的原因,这些人不仅大有用途而且主动送上门来,帮助科学家达到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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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时代的那些重要问题在现在引起了激烈争论。 尽管科学家提出证据,得出结论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是,自然选择却成了所有科学主张的核心信条。 这是因为达尔文的理论是一个宏大的理论,一个兼容性极强的框架,无论科学家怎样看待证据,其观点都将包容于其中,所以,不同学派都援引达尔文捍卫自己的立场。 此外,自然选择对科学还有另一种用途:最终,自然选择的成功不是在于选择理论的好用,而是有些人要推崇科学,将其作为西方文明的新权威,进化论正好符合这一需求。 自然选择理论 《物种起源》【注:全名是《通过自然选择方式的物种起源》。 ——译者】一书是这个产生出许多重要理论的时代的伟大著作。 正像达尔文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的理论是一个关于所有时代所有生命的理论,“人们利用它,可以将所有现存的和灭绝的生命统一到一个宏伟的系统中,所有的生命之间都有亲缘关系,有的复杂,有的直接,有的迂回曲折”。 达尔文用树来比喻他的观点: 绿色的和正在发芽的小树枝可以代表现存的物种。 在每一个生长期,所有正在发育中的小树枝都想在各侧长出枝条,遮蔽周围的枝条和树枝,使其无法生存,就像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进行斗争的物种和种群一样,各自都在努力
超越和征服其他物种。 达尔文提出自然选择思想是从研究人工选择入手的,这些工作通常是爱好养鸽子的人和育种专家从事的。 为了培育出优良品种,育种专家在物种内自然发生的随机变异中进行挑选。 自然选择也是对物种内发生的这类随机变异进行筛选,只不过整个过程发生在野外,也没有人为地选择。 在那里,每个个体都进行着生存斗争,出生的生命个体要比能生存下来和能进行繁殖的个体的数目要多,只有那些更好地适应了的适应者更可能生存下来,并且留下更多的后代。 马尔萨斯用生存斗争作隐喻,所指的是集体行为、部落的行为,而达尔文则认为这种斗争发生在个体层次上:“具有任何优越性的个体,不管它优越于其他个体多么微小,将会有更好的生存和繁殖机会……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相信,任何微小的不利的变异,严格地来说将会是毁灭性的”。 达尔文还把第二个机制——性选择增加到了为食物和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之中。 在性选择中,生存斗争是为了交配和繁殖的成功。 自然选择意味着增加了这些最适应者存活的频率,它们的性状通过整个种群扩散开来,直到物种的一般性状发生变化。 因此,所有的生命都是通过“遗传上的微小改变”过程在亲缘关系上联系起来的。 假定微小的
变化不断地进行,它们最终将会累计起来,引起大的发展,导致新的生命形式出现。 为了使他的理论自圆其说,达尔文需要更长跨度的地质时间来允许自然选择发挥作用,以及保存这种进化过程的化石记录。 达尔文承认地质记录并不完善,存在着多处残缺或不连续,但是他在讨论地质记录时指出,在较下层的(也就是较早的)化石记录中的生物,其形态也较普通;出现生物性状更特殊的化石所处的层次更高,因此更晚。 生物本身从不退化。 在物种的地理分布范围内,自然选择在每一种特定的环境中都发挥作用。 最能适应的生存者就是那些最善于利用环境的个体。 从自然界的残酷斗争中,从饥饿和死亡的考验中,我们能够构想的最值得赞扬的对象,就是高级动物这种产品。 生命的几种力量,起初被赋予了少数几种或一种形态;在这个星球按照不变的引力定律围绕着太阳公转的同时,生命从一种如此简单的起点,进化出了无穷无尽的、令人惊奇的美丽形态;生命仍在进化。 这是多么宏伟的生命观啊! 一个宏大的统一理论显然必须包括人类。 正像格鲁伯(Gruber)和巴雷特(Barrett)指出的那样:“人及其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这个主题,在达尔文思想中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它们
成了达尔文的信念本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达尔文的笔记本里,清楚地阐明了自然选择思想,并且把它应用于人。 这第一段文字写于1838年11月27日。 在他的另一个笔记本中,达尔文写道:“我绝不允许因为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就认为人有不同的起源。” 达尔文不允许的事,他自己花费了很长时间之后才说出来。 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写道:“人的起源和人的历史,终将会真相大白。” 无论是热情的基督徒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的《人类的古代》(Antiquity of Man,1863),还是赫胥黎的《人在自然中的地位》(Man’s Place in Nature,1863)都比达尔文发表《人类的由来》(Descent of Man,1871)要早。 当《人类的由来》最终被发表时,人们应该不会感到吃惊。 对于那些想要将自然选择解释为有神论的进化论——即创世论——的人来说,达尔文留下了足够的余地:“鉴于自然选择的作用仅仅是出于和为了对所有生物有好处,生物的肉体和心灵会朝着趋于完美的方向发展。” 自从宗教改革以来,知识界一直沿着这一方向进行着论证和调整。 专家们
激烈地争论着达尔文究竟信不信仰上帝。 或许他信,或许他不信。 最可能的是,他逐渐堕落成了一个心智不健全的不可知论者。 达尔文明确地捍卫这样一种观点:在以自然选择为机制的进化中,不存在有目的的设计,要是存在着设计就等于新瓶装旧药,与古老的设计论没有什么不同,而通过设计而创世这一古老观念正是达尔文试图用他的进化论取而代之的对象。 然而,他非常明确地在他的进化观念中塞入了向上提升的“进步”观念。 实际上,长期以来西方人一直把“进步”或“发展”观念理解为上帝创立自然律的旨意。 然而,达尔文眼中的自然,即“坚牙利爪”的自然界,可以被理解为:在所有可能的世界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最好的,现存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最好的结局而安排的。 《物种起源》一书经历了多次修订。 第一版的最后讨论了有可能会出现的反对意见,后来的修订版不断地回应了该书出版后引起的种种批评。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 达尔文建立了一个理论,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他并没有解决问题。 自然选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假设框架,一个总的看法,一种考虑问题和提出问题的研究手段。 遗传如何通过自然选择的作用而对变异产生影响? 这对达尔文理论
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并不像达尔文错误地认为的那样是一个“黑匣子”。 达尔文不了解遗传学,他的泛生说(pangenesis)甚至不能使他同时代的人信服,后来这种论点已经被遗传学彻底推翻。 在《物种起源》中发现后来的研究证明是不合适的具体错误或观点并不难。 但是,这并不重要。 达尔文的深远影响体现在后人对他的研究成果和名声的利用。 正像彼特·鲍勒(Peter Bowler)所评论的那样: “达尔文的理论来自对现代世界中小范围变化的研究,它集中于解释仍然影响着所有生命的那些实际过程,而不是为了重建年代久远的进化之链——因此,它忽略了许多同时代的人在研究地球生命的进化时所理解的那些最具有重要性的问题。” 达尔文时代的那些重要问题在现在引起了激烈争论。 尽管科学家提出证据,得出结论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是,自然选择却成了所有科学主张的核心信条。 这是因为达尔文的理论是一个宏大的理论,一个兼容性极强的框架,无论科学家怎样看待证据,其观点都将包容于其中,所以,不同学派都援引达尔文捍卫自己的立场。 此外,自然选择对科学还有另一种用途: 最终,自然选择的成功不是在于选择理论的好用,而是有些人要
推崇科学,将其作为西方文明的新权威,进化论正好符合这一需求。 达尔文和他的自然选择理论不只是一个特定的科学理论,它们成了关于合理秩序和卓越解释力的力量象征、界限标志和文化象征。 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在创世论者中会发现好帮手的原因,这些人不仅大有用途而且主动送上门来,帮助科学家达到自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