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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达尔文与基要主义 by 麦瑞尔·戴维斯

达尔文对珊瑚虫、藤壶、一些家畜都做过细心的研究,他还与家畜育种者通信——他对鸽子特别感兴趣。 这些都是工作量很大又十分重要的生物学研究工作。 尽管达尔文在肯特郡过着宁静的、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但是他通过书信与科学界所有的著名人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开始逐渐地培养那些在接受和传播他的思想方面有影响力的人。 用当时的话来说,他是一位编织关系网的高手。 他有系统地阅读文献,熟知他那个时代知识界的潮流。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生于1809年,他是成功和富有的医生罗伯特·瓦林·达尔文(Robert Waring Darwin)的次子。 他的祖父,伊拉斯莫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也是一位医生,不过使他闻名欧洲的是他描绘大自然的诗作。 在他的著名诗集《有机生命的定律》(Zoonomia,The Law of Organic Life),伊拉斯莫斯·达尔文提出了进化的思想。 查尔斯的母亲是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的女儿,他的外祖父是著名的韦奇伍德陶瓷的开创者。 他同时还是一位对知识活动热心支持的人,不仅与伊拉斯莫斯·达尔文关系密切,而且还与著名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交情深厚。 因此,达尔文无论从父系还是从母系,都与过去的一神论传统和激进传统有联系。 后来,旧的激进主义衰落,宗教复兴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最终形成了强有力的基督教信仰。 在我们的印象中,那就是维多利亚鼎盛时期的社会面貌。 技术继续改变着工业化社会的面貌,自然科学成了绅士们时髦的兴趣。 达尔文成年以后,尽管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但是他始终过着依靠投资所得为生的生活。

达尔文早年赴爱丁堡大学学医,但是他不喜欢医学,反而对地质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离开爱丁堡之后,他进入了剑桥大学准备做一位神职人员。 他在基督学院学习古代典籍、神学和数学,并且修了生物学课程。 他酷爱收集和制作昆虫标本。 离开剑桥大学后,他与剑桥大学地质学教授亚当·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一起到威尔士北部做有关地质方面的暑期调查,那次田野调查的经验对达尔文后来的职业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 通过朋友的推荐,1831年达尔文在皇家海军军舰“贝格尔号”环球考察中担任博物学家,任务是描绘南美和南海群岛海岸的物种和物产情况。 在这五年的航行中,达尔文勤奋地采集生物标本,记录地质的结构与化石,并且访问了加拉帕哥斯群岛【注:位于厄瓜多尔西部。 ——译者】。

1836年,达尔文一回到英格兰就致力于科学研究工作,提高自己在科学界的地位。 多病的身体使达尔文退出了科学界的公共生活,他于1841年搬到了宁静的肯特郡唐恩庄园(Down House),在那里坚韧地继续他的研究。 达尔文第一次翻开他关于物种变化的笔记是在1837年。 就在搬往唐恩庄园之前,他已经初步地描绘出了一个合理的、综合的自然选择理论框架。 1844年,他完成了一篇长达230页的评论,这篇评论涵盖了《物种起源》一书涉及的主题。 他留下了遗嘱,嘱托他的夫人,万一他遭遇不测就在他去世之后发表它。

到了1856年,达尔文最亲密的同事劝说他公开他的思想。 当他在1858年收到阿尔弗莱德·华莱士(Alfred Wallace)的论文时,他已完成10章。 华莱士是一位当时正在婆罗洲【注:一半属马来西亚,一半属印尼。 ——译者】进行采集工作的年轻博物学家,他的论文中包含了他关于自然选择的独立构想。 经过仓促的安排,在林耐学会(Linnaean Society)的一次会议上达尔文与华莱士同时宣读了论文,以及一份达尔文写给美国植物学家艾萨·格雷(Asa Gray)的一封信的摘要,作为证明达尔文拥有这一思想的发现优先权的证据。 后来,达尔文完成了《物种起源》,该书于1859年11月24日正式出版,并且在第一天销售一空。

关于如何理解科学与科学家,达尔文的生涯成了人们激烈争论的题材。 科学家是真理的孤独追求者吗? 他进行观察、测量、检验、实验,以及得出结论仅仅依赖于事实吗? 或者说当科学家进行观察、测量和检验时,他们自己的情感和价值是否会卷入其中呢? 科学家所生活的社会和社会观念,这些影响着在科学中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观念,是否影响到知识的社会建构的结果呢? 在上述情况下,科学家是主动的发明者而不是被动的发现者,科学家受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把一种模式加于他们的研究现象。 关于达尔文专题研究的增多,即有关他大量信件和手稿的研究,表明人们有可能了解他如何工作,他阅读了什么,他承认了什么影响了他。

达尔文对珊瑚虫、藤壶、一些家畜都做过细心的研究,他还与家畜育种者通信——他对鸽子特别感兴趣。 这些都是工作量很大又十分重要的生物学研究工作。 尽管达尔文在肯特郡过着宁静的、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但是他通过书信与科学界所有的著名人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开始逐渐地培养那些在接受和传播他的思想方面有影响力的人。 用当时的话来说,他是一位编织关系网的高手。 他有系统地阅读文献,熟知他那个时代知识界的潮流。

达尔文承认他的自然选择思想受到了马尔萨斯(T. R. Malthus)的启发。 在1838年9月撰写的笔记D卷中,达尔文首先提到了政治哲学家、牧师马尔萨斯以及他的《人口论》(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正如达尔文研究专家鲍勒(Peter Bowler)所说的那样:“毫无疑问,在达尔文的思想转向自然选择过程中,马尔萨斯所描述的‘生存斗争’这一概念最终扮演了重要角色。” 或者像达尔文自己所写的那样:“到最后,我才想到自然选择是由于斗争导致的。” 《人口论》主要是针对英国的《济贫法》所写的,马尔萨斯在书中探讨了贫困人口的增长给社会带来的负担,即人口的增长呈几何级数,食物供应的增长按算术级数。 马尔萨斯在讨论原始部落的竞争时,谈到了生存斗争,令人回想起老霍布斯(Hobbes)对原始部落的描述——“龌龊、野蛮而短命的”生活。 华莱士也把他自己关于自然选择的思想归功于《人口论》的启发。 在1855年,达尔文写到,他认为他的自然选择可以与“劳动分工”的思想相比拟,由此,我们也知道他还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受影响并不意味着缺乏原创性或创造性的思维。 尽管达尔文从马尔萨斯那里吸取了生存斗争的隐喻,但是,达尔文是用它来解释在马尔萨斯那里完全没有涉及的东西。 例如,在达尔文那里,斗争成了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它用来淘汰每一代中的不适应者。 然而,人类社会的思想进一步突出了达尔文思想的创造性方面,因为长期以来,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社会的思想曾经是,现在仍是发展的、适应的,并且与人类从原始形态不断进化而来的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我们知道,达尔文极为担心世人无法接受他的思想,因此,他的论证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进行了精心的设计,目的是为了使人容易接受他的思想。 在这方面,他是相当成功的。 关于这一点最好的证据是社会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他于1851年出版了《社会统计》(Social Statistics),被认为是“企图利用生物学的权威为‘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进行辩护”。 斯宾塞代表了社会进化思想的顶峰,也是达尔文关系网络中的一位热衷于宣扬达尔文思想的积极分子。 斯宾塞还将另一个重要内容加入了知识的社会构建论中,即,达尔文及其思想对许多人来说代表不同的东西。 当时有人认为《物种起源》代替了宗教,成了人们在信仰上的唯一选择,斯宾塞驳斥了这种说法。 他认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不仅没有迫使人们放弃对创造者——上帝的信仰,而且它给出了所有生命的一元论解释。 他关于进化思想的解释注入了“生活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鼎盛期——维多利亚中期中产阶级最珍爱的那些社会价值”。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有许多触角,使人很容易与当时普遍流行而又具有悠久历史的思想传统联系起来。 进化作为一个被揭示出来的新规律,与其他自然规律一样,一旦由造物主制定出来,它就以规定的方式支配着自然界的进程。 斯宾塞杜撰了“最适者生存”这个词,强烈地表达了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对老观念的新诠释,这个老观念就是文明产生自神的眷顾。 斯宾塞坚持认为,宗教与科学是能够被调和起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其他任何时候,“不可知”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物种起源》一书的副标题——在生存斗争中保存有利物种——明显地反映了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即,无论是看待自己以及自己的过去,还是当时的活动——最适者的教化和殖民的使命。 后来,当达尔文主义者,尤其是亨利·赫胥黎(Henry Huxley)把目标定位在强调达尔文思想的唯物主义解释时,斯宾塞对达尔文学说的热情也冷淡下来。

像斯宾塞那样把进化论与基督教信仰和思想糅合在一起的人并不在少数,这一群体包括了从华莱士到石油大亨洛克菲勒(Rockefeller)【注:“成功的企业家显然几乎本能地接受达尔文关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术语,这一术语似乎描绘了他们的生存条件。” Hofstadter,1955。 他还引述了J. D. 洛克菲勒在一所教会学校演讲的摘要。 】在内的许多人。 但是,其他人不愿意或不能这样做。 一些人之所以反对达尔文的理论,是因为他们认为达尔文理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唯物主义的生命观。 我们知道,这也是亚当·塞奇威克的观点,是他启蒙了年轻的达尔文,为他打开了有关古代地球的新世界。 在赫胥黎与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之间的那场著名争论【注: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张增一. 赫胥黎与威尔伯福斯之争.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2(4)。 ——译者】中,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就是在物种起源问题上是否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创世论观念。 至于实际上达尔文是否提出了一个富有说服力的、可接受的科学理论,以及这个理论是否对基督教信仰提出了质疑,这在当时也有许多详细的分析。 或许达尔文最终的结局是揭开他“真面目”之谜最好的钥匙。 达尔文死于1882年,即发表《物种起源》后的23年,发表《人类的由来》后只有9年。 达尔文死后,他的拥护者立即发起了大规模的游说活动,希望将其入葬在西敏寺(Westminster)的名人墓地。 这项主张得到了19位议员的支持,并且很快成功地得到了西敏寺主管的同意,把达尔文安葬在牛顿和法拉第旁边。 一位恶言诽谤、颠覆教会、引起争端的人,很少会有这样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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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对珊瑚虫、藤壶、一些家畜都做过细心的研究,他还与家畜育种者通信——他对鸽子特别感兴趣。 这些都是工作量很大又十分重要的生物学研究工作。 尽管达尔文在肯特郡过着宁静的、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但是他通过书信与科学界所有的著名人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开始逐渐地培养那些在接受和传播他的思想方面有影响力的人。 用当时的话来说,他是一位编织关系网的高手。 他有系统地阅读文献,熟知他那个时代知识界的潮流。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生于1809年,他是成功和富有的医生罗伯特·瓦林·达尔文(Robert Waring Darwin)的次子。 他的祖父,伊拉斯莫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也是一位医生,不过使他闻名欧洲的是他描绘大自然的诗作。 在他的著名诗集《有机生命的定律》(Zoonomia,The Law of Organic Life),伊拉斯莫斯·达尔文提出了进化的思想。 查尔斯的母亲是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的女儿,他的外祖父是著名的
韦奇伍德陶瓷的开创者。 他同时还是一位对知识活动热心支持的人,不仅与伊拉斯莫斯·达尔文关系密切,而且还与著名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交情深厚。 因此,达尔文无论从父系还是从母系,都与过去的一神论传统和激进传统有联系。 后来,旧的激进主义衰落,宗教复兴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最终形成了强有力的基督教信仰。 在我们的印象中,那就是维多利亚鼎盛时期的社会面貌。 技术继续改变着工业化社会的面貌,自然科学成了绅士们时髦的兴趣。 达尔文成年以后,尽管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但是他始终过着依靠投资所得为生的生活。 达尔文早年赴爱丁堡大学学医,但是他不喜欢医学,反而对地质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离开爱丁堡之后,他进入了剑桥大学准备做一位神职人员。 他在基督学院学习古代典籍、神学和数学,并且修了生物学课程。 他酷爱收集和制作昆虫标本。 离开剑桥大学后,他与剑桥大学地质学教授亚当·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一起到威尔士北部做有关地质方面的暑期调查,那次田野调查的经验对达尔文后来的职业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 通过朋友的推荐,18
31年达尔文在皇家海军军舰“贝格尔号”环球考察中担任博物学家,任务是描绘南美和南海群岛海岸的物种和物产情况。 在这五年的航行中,达尔文勤奋地采集生物标本,记录地质的结构与化石,并且访问了加拉帕哥斯群岛【注:位于厄瓜多尔西部。 ——译者】。 1836年,达尔文一回到英格兰就致力于科学研究工作,提高自己在科学界的地位。 多病的身体使达尔文退出了科学界的公共生活,他于1841年搬到了宁静的肯特郡唐恩庄园(Down House),在那里坚韧地继续他的研究。 达尔文第一次翻开他关于物种变化的笔记是在1837年。 就在搬往唐恩庄园之前,他已经初步地描绘出了一个合理的、综合的自然选择理论框架。 1844年,他完成了一篇长达230页的评论,这篇评论涵盖了《物种起源》一书涉及的主题。 他留下了遗嘱,嘱托他的夫人,万一他遭遇不测就在他去世之后发表它。 到了1856年,达尔文最亲密的同事劝说他公开他的思想。 当他在1858年收到阿尔弗莱德·华莱士(Alfred Wallace)的论文时,他已完成10章。 华莱士是一位当时正在婆罗洲【注:一半属马来西亚,一半属印尼。 ——译者】进行采集工作的年轻
博物学家,他的论文中包含了他关于自然选择的独立构想。 经过仓促的安排,在林耐学会(Linnaean Society)的一次会议上达尔文与华莱士同时宣读了论文,以及一份达尔文写给美国植物学家艾萨·格雷(Asa Gray)的一封信的摘要,作为证明达尔文拥有这一思想的发现优先权的证据。 后来,达尔文完成了《物种起源》,该书于1859年11月24日正式出版,并且在第一天销售一空。 关于如何理解科学与科学家,达尔文的生涯成了人们激烈争论的题材。 科学家是真理的孤独追求者吗? 他进行观察、测量、检验、实验,以及得出结论仅仅依赖于事实吗? 或者说当科学家进行观察、测量和检验时,他们自己的情感和价值是否会卷入其中呢? 科学家所生活的社会和社会观念,这些影响着在科学中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观念,是否影响到知识的社会建构的结果呢? 在上述情况下,科学家是主动的发明者而不是被动的发现者,科学家受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把一种模式加于他们的研究现象。 关于达尔文专题研究的增多,即有关他大量信件和手稿的研究,表明人们有可能了解他如何工作,他阅读了什么,他承认了什么影响了他。 达尔文对珊瑚虫、藤壶、一些家畜
都做过细心的研究,他还与家畜育种者通信——他对鸽子特别感兴趣。 这些都是工作量很大又十分重要的生物学研究工作。 尽管达尔文在肯特郡过着宁静的、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但是他通过书信与科学界所有的著名人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开始逐渐地培养那些在接受和传播他的思想方面有影响力的人。 用当时的话来说,他是一位编织关系网的高手。 他有系统地阅读文献,熟知他那个时代知识界的潮流。 达尔文承认他的自然选择思想受到了马尔萨斯(T. R. Malthus)的启发。 在1838年9月撰写的笔记D卷中,达尔文首先提到了政治哲学家、牧师马尔萨斯以及他的《人口论》(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正如达尔文研究专家鲍勒(Peter Bowler)所说的那样:“毫无疑问,在达尔文的思想转向自然选择过程中,马尔萨斯所描述的‘生存斗争’这一概念最终扮演了重要角色。” 或者像达尔文自己所写的那样:“到最后,我才想到自然选择是由于斗争导致的。” 《人口论》主要是针对英国的《济贫法》所写的,马尔萨斯在书中探讨了贫困人口的增长给社会带来的负担,即人口的增长呈几何级数,食物供应的增长
按算术级数。 马尔萨斯在讨论原始部落的竞争时,谈到了生存斗争,令人回想起老霍布斯(Hobbes)对原始部落的描述——“龌龊、野蛮而短命的”生活。 华莱士也把他自己关于自然选择的思想归功于《人口论》的启发。 在1855年,达尔文写到,他认为他的自然选择可以与“劳动分工”的思想相比拟,由此,我们也知道他还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受影响并不意味着缺乏原创性或创造性的思维。 尽管达尔文从马尔萨斯那里吸取了生存斗争的隐喻,但是,达尔文是用它来解释在马尔萨斯那里完全没有涉及的东西。 例如,在达尔文那里,斗争成了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它用来淘汰每一代中的不适应者。 然而,人类社会的思想进一步突出了达尔文思想的创造性方面,因为长期以来,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社会的思想曾经是,现在仍是发展的、适应的,并且与人类从原始形态不断进化而来的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我们知道,达尔文极为担心世人无法接受他的思想,因此,他的论证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进行了精心的设计,目的是为了使人容易接受他的思想。 在这方面,他是相当成功的。 关于这一点最好的证据是社会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
bert Spencer),他于1851年出版了《社会统计》(Social Statistics),被认为是“企图利用生物学的权威为‘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进行辩护”。 斯宾塞代表了社会进化思想的顶峰,也是达尔文关系网络中的一位热衷于宣扬达尔文思想的积极分子。 斯宾塞还将另一个重要内容加入了知识的社会构建论中,即,达尔文及其思想对许多人来说代表不同的东西。 当时有人认为《物种起源》代替了宗教,成了人们在信仰上的唯一选择,斯宾塞驳斥了这种说法。 他认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不仅没有迫使人们放弃对创造者——上帝的信仰,而且它给出了所有生命的一元论解释。 他关于进化思想的解释注入了“生活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鼎盛期——维多利亚中期中产阶级最珍爱的那些社会价值”。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有许多触角,使人很容易与当时普遍流行而又具有悠久历史的思想传统联系起来。 进化作为一个被揭示出来的新规律,与其他自然规律一样,一旦由造物主制定出来,它就以规定的方式支配着自然界的进程。 斯宾塞杜撰了“最适者生存”这个词,强烈地表达了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对老观念的新诠释,这个老观念就是文明产生自神的眷顾。 斯宾塞坚持认为,
宗教与科学是能够被调和起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其他任何时候,“不可知”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物种起源》一书的副标题——在生存斗争中保存有利物种——明显地反映了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即,无论是看待自己以及自己的过去,还是当时的活动——最适者的教化和殖民的使命。 后来,当达尔文主义者,尤其是亨利·赫胥黎(Henry Huxley)把目标定位在强调达尔文思想的唯物主义解释时,斯宾塞对达尔文学说的热情也冷淡下来。 像斯宾塞那样把进化论与基督教信仰和思想糅合在一起的人并不在少数,这一群体包括了从华莱士到石油大亨洛克菲勒(Rockefeller)【注:“成功的企业家显然几乎本能地接受达尔文关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术语,这一术语似乎描绘了他们的生存条件。” Hofstadter,1955。 他还引述了J. D. 洛克菲勒在一所教会学校演讲的摘要。 】在内的许多人。 但是,其他人不愿意或不能这样做。 一些人之所以反对达尔文的理论,是因为他们认为达尔文理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唯物主义的生命观。 我们知道,这也是亚当·塞奇威克的观点,是他启蒙了年轻的达尔文,为他打开了有关古代地
球的新世界。 在赫胥黎与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之间的那场著名争论【注: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张增一. 赫胥黎与威尔伯福斯之争.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2(4)。 ——译者】中,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就是在物种起源问题上是否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创世论观念。 至于实际上达尔文是否提出了一个富有说服力的、可接受的科学理论,以及这个理论是否对基督教信仰提出了质疑,这在当时也有许多详细的分析。 或许达尔文最终的结局是揭开他“真面目”之谜最好的钥匙。 达尔文死于1882年,即发表《物种起源》后的23年,发表《人类的由来》后只有9年。 达尔文死后,他的拥护者立即发起了大规模的游说活动,希望将其入葬在西敏寺(Westminster)的名人墓地。 这项主张得到了19位议员的支持,并且很快成功地得到了西敏寺主管的同意,把达尔文安葬在牛顿和法拉第旁边。 一位恶言诽谤、颠覆教会、引起争端的人,很少会有这样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