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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之前的西方思想

达尔文与基要主义 by 麦瑞尔·戴维斯

自从1701年以来,创世的年代——公元前4004年——就被作为批注印在了权威的詹姆斯国王钦定本的《圣经》上。 这个年代是从《圣经》记载的历史反推出来的,并且参考了已知的和可确定年代的事件。 这个年代是由阿玛哥大主教詹姆斯·厄舍尔(James Ussher,1581-1656)算出来的,最初发表在他的著作《世界编年史》中。

达尔文之前的西方思想

《物种起源》【注:第一版出版于1859年11月。 ——译者】一书的出版带来了一场革命。 从那时起,人们只有在两种立场之间进行选择:要么相信进化,要么继续相信那个不再站得住脚的创世论——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创造了这个世界。 你注意到了吗? 这样一种人们熟悉的历史建构实际上是别无选择。 但是,问题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自从1701年以来,创世的年代——公元前4004年——就被作为批注印在了权威的詹姆斯国王钦定本的《圣经》上。 这个年代是从《圣经》记载的历史反推出来的,并且参考了已知的和可确定年代的事件。 这个年代是由阿玛哥(Armagh)大主教詹姆斯·厄舍尔(James Ussher,1581-1656)算出来的,最初发表在他的著作《世界编年史》(The annals of the world)中。 在那时,厄舍尔是欧洲公认的著名学者。 他是一位藏书爱好者,收集了大量的书籍和手稿,他的这些收藏后来奠定了都柏林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Dublin)图书馆的基础,是他同名同姓的叔叔创办了都柏林三一学院。 我们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厄舍尔一定要进行这样一项需要相当研究能力和思维技巧的工作? 在什么背景下,在什么知识氛围下,创世的年代这一问题成了这样一个要求进行如此严格推算的问题?

在西方文明中,《圣经》是理解所有事物的根本来源。 在基督教最初发展的几个世纪中,教父作家把基督教与古代希腊罗马的知识融合起来。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某些古希腊罗马的知识在整个中世纪得以保存流传下来;更大的部分,是在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的时代所崇尚的古典学术运动中得以重现的。 与普遍流行的印象相反,这种重新重视古代典籍的工作所带来的主要结果不是人文艺术,而是商业上的努力和宗教改革。 公元2世纪的天文学家托勒密曾计算过地球的大小,他得出的数值比实际上小很多。 在15世纪中叶托勒密的著作重新再版,正是基于托勒密关于地球大小的错误计算,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认为,通过向西航行到达传说中富庶的东方是可能的。 结果是,他发现了一块有人居住但对于无论是教父作家还是古人来说都未知的新大陆——美洲。 也正是在哥伦布航行(1492-1512)期间,关于早期希腊宗教手稿的研究,促使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形成了改革基督教观念的思想,给欧洲社会带来了划时代的影响。 这两大事件都意味着必须推翻有关创世、生命、宇宙和所有事物的来源和目的的整个框架,提出一种全新的解释。 源自理性的宗教改革观念,与探险和航海活动促成的理性知识的积累一起,为近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正是理性时代的理性主义促使厄舍尔主教进行了细心而精确的计算。 在那时,一种新的时间观念及其意义成了关系重大的大事。 当欧洲了解到印度和中国的古代文明时,印度和中国的悠久历史使欧洲人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即,印度与中国的文明比希伯来文明更古老,这不是一件小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旧约》可以说是一部历史文献。 《旧约》的前五卷,人们认为出自摩西之手,又称《摩西五经》,它包括了创世的记载和人类起源(从亚当和夏娃开始,然后是大洪水后诺亚方舟上的后裔),并且用巴贝尔塔(the Tower of Babel)的停工【注:《旧约·创世记》(11. 9)中说有人想建一座巴贝尔塔直达天庭,以便直接与上帝对话。 上帝担心人类将不再听话,于是让人类讲不同的语言,增加彼此沟通的困难,巴贝尔塔也因此永远无法建成。 ——译者】来解释各民族的来历以及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多元性。 这些观念的和历史的指代物成了人们理性地认识人类本质、文化、社会和人类组织的基础和手段,不仅对宗教信条和教义来说是这样,而且对于自然哲学也是如此。 如果与西方如此不同的印度和中国更早存在并且拥有独立的更古老的历史,那么,我们根据过去的知识和信念所建构的整个世界观框架和思想体系就面临了危险。 达尔文的进化思想,其意义在于导致了固有的与不可思议的事情或观念面对面的接触,这在西方社会有着很长的历史。 达尔文学说对西方传统的冲击,如果它算是一个冲击的话,那也没有什么新奇独特之处。

希伯来人由于具有《圣经》记载的优秀品德被认为是最早出现的人类,整个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而有了统一的族谱观念。 因此,无论是《圣经》的权威,还是这一统一的人类谱系观念都引起了人们对年代问题、时间问题的兴趣。 尽管厄舍尔主教的结论已经变得声名狼藉,但是,他并不是唯一热心于这项计算的人。 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花费了他卓越生涯中的许多宝贵时间致力于《圣经》的年代学研究,动机与厄舍尔完全相同,就是要通过确立《圣经》所记载的希伯来人在历史上的优越地位来维护正统思想。 启蒙时代的哲人们也对这一问题感兴趣。 伏尔泰起先鼓吹中国文明优越论,认为不但中国的历史最悠久,而且中国人的品德也最崇高。 但是,当他得到了一部古印度的文献后,就立即改变了原来的观点,转而相信印度是人类的发源地。 不幸的是,这部古代的吠陀经(Veda)是由伏尔泰的主要敌人——耶稣会士(the Jesuits)——伪造出来的。

时间、历史年代是人们热切关注的问题,有关它们的论证以许多形式开启了历史的闸门。 《创世记》中的记载受到了严格审查,并且成了今天仍充满着争议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先前既没有遭到怀疑也没有被涉及的新问题。 《圣经》中记载的人类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是真正具有灵魂的人类吗? 这些问题影响着有关领土的政治主张,以及欧洲君王处置人民合法权利的方式。 胜者为王(Victory for the best interpretation),人类的统一为使农奴依赖欧洲的贵族提供了有力的辩护。 对于关于人类本质的自然哲学来说,这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 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开始对《圣经》中记载的大洪水表示怀疑,他们对创世记载进行了认真的考证。 艾萨克·德·拉·普雷耶赫(Isaac de la Preyere,1579-1676)就曾反对过普世大洪水的说法,认为大洪水只是一个局部的现象。 后来,普雷耶赫与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和布鲁诺(Bruno)一起进一步提出,不是一个而至少是两个创世事件才能解释地球上的人类分布。 人类同源说,即关于所有的人种同源的思想,一直是主流的思想,无论对于达尔文学说还是对于基督教思想来说,这一论点都是最基本的。 然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多元发生说的论点,这种论点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伪装出现,支持着各种各样的种族歧视理论。 解释美洲印第安人的白令海峡(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间的海峡)理论,最初就是在人类同源的总框架下出现的。 像对待其他任何人种一样,它认为美洲印第安人也是在巴贝尔塔停工时分散开的,属于亚洲人的后裔。 尽管这种论点在逻辑上、年代学上和证据上都存在着困难,但是,它仍是考古学上的正统理论。

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各种学术思想相互交织,以另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形式改变了有关时间的思想。 年代学开始与关于人类适应、发展和变迁的思想密切联系起来。 先前就有的退化和进步观念,在此时深深地暗示着对创世记的真正意义及其解释的新理解。 有关美洲印第安人以及在其他地区新发现的人具有明显不同生活方式的报道,为人们认为过去不同于现在提供了一种思路。 人们把新的寓意赋予了野性和野蛮这些旧观念,它们源自古希腊,原来用于指一个人缺乏理性。 突然之间,美洲印第安人成了古代英国人的形象。 在宗教改革思想中对于理性的重视,迫使人们产生这样的观念:把未开化的野蛮当成文明发展的序幕。 把人类文明的发展阶段看作是适应和变迁的统一过程,成了启蒙时期社会思想的核心。 中世纪神学中的等级观念,“存在的巨链”,自然而然地导致了人类历史中的等级观念,它们通过活生生的文物,通过在世界各地发现的未开化的和野蛮的社会,以及人类退化的活化石或者关于更早时期进步的停滞、静止的证据展现出来。 时间的意义被重塑,人类的等级结构中的过渡形态也纳入了考虑的范围。 林耐(Linnaeus)得出结论认为,带尾巴的人、非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等属于介于猿和正常人之间的过渡种类。 布丰(Buffon)提倡生命的历史观,在他的帮助下法国人类学家戈比诺(Gobineau)制定了一个积极寻找活人猿(man-pes)的计划。 因此,关于原始人(the primitive)的观念,关于人类早期生活处于近乎残忍状况的概念,在达尔文和进化论产生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并且广为流行。 由于对《创世记》的理解发生变化,关于原始人的观念成了理论,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参与了它的理性发展,接受它为一个可以运用理性来探究的问题,在论证时援引它作为论据,并在必要时修改它。 在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思想史上,年代学与种族主义一直是坚定的盟友。

西方文明中的科学和自然哲学、政治和社会思想是相互促进的。 观念及其意义都有一个历史过程,一个观念的历史过程,它们容易被修正,发生改变。 思想家需要把观念作为实质性的内容进行推理,而在理解《圣经》中的概念和观念时,这种实质性的内容总是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近代科学的发展以机械宇宙观为核心,机械宇宙观也就成了居于支配地位的正统观念。 这种观念源自牛顿和笛卡尔。 他们都通过发展宇宙观,把自己的宗教观念和科学思想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不求助于奇迹和神直接的、持续的干预,在理性的基础上理解上帝的另一部著作——自然界,是改革派宗教的核心目标。 我们的自然律观念——今天更经常被称为物理学定律——的概念,正是这一思想前提产生的直接产物。 笛卡尔建构的心一物二元论,目的在于两者的综合,目的是要在机械的自然秩序中确立神圣/精神事物的地位,并对它们进行定位的综合。 宗教与科学并非一直是敌人,在思想史上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 曾被达尔文之前的许多思想家扩展过的时间的观念及其意义,为达尔文进化论融合到一直延绵不断的基督教信仰中创造了氛围。 古老的和简化的正统观点,年轻地球派创世论者的论点【注:坚信地球及其生命是在大约6000年前由上帝直接创造的。 ——译者】,没有消失——人类的思想具有很强的持续性——但是,它们顽强的生命力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仅有的、站得住脚的思想,或仅有的那些在宗教或社会或科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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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701年以来,创世的年代——公元前4004年——就被作为批注印在了权威的詹姆斯国王钦定本的《圣经》上。 这个年代是从《圣经》记载的历史反推出来的,并且参考了已知的和可确定年代的事件。 这个年代是由阿玛哥大主教詹姆斯·厄舍尔(James Ussher,1581-1656)算出来的,最初发表在他的著作《世界编年史》中。 达尔文之前的西方思想 《物种起源》【注:第一版出版于1859年11月。 ——译者】一书的出版带来了一场革命。 从那时起,人们只有在两种立场之间进行选择:要么相信进化,要么继续相信那个不再站得住脚的创世论——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创造了这个世界。 你注意到了吗? 这样一种人们熟悉的历史建构实际上是别无选择。 但是,问题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自从1701年以来,创世的年代——公元前4004年——就被作为批注印在了权威的詹姆斯国王钦定本的《圣经》上。 这个年代是从《圣经》记载的历史反推出来的,并且参考了已知的和可确定年代的事件。 这个年代是由阿玛哥(Armagh)大主教詹姆斯·厄舍尔(James Ussher,1581-1656)
算出来的,最初发表在他的著作《世界编年史》(The annals of the world)中。 在那时,厄舍尔是欧洲公认的著名学者。 他是一位藏书爱好者,收集了大量的书籍和手稿,他的这些收藏后来奠定了都柏林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Dublin)图书馆的基础,是他同名同姓的叔叔创办了都柏林三一学院。 我们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厄舍尔一定要进行这样一项需要相当研究能力和思维技巧的工作? 在什么背景下,在什么知识氛围下,创世的年代这一问题成了这样一个要求进行如此严格推算的问题? 在西方文明中,《圣经》是理解所有事物的根本来源。 在基督教最初发展的几个世纪中,教父作家把基督教与古代希腊罗马的知识融合起来。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某些古希腊罗马的知识在整个中世纪得以保存流传下来;更大的部分,是在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的时代所崇尚的古典学术运动中得以重现的。 与普遍流行的印象相反,这种重新重视古代典籍的工作所带来的主要结果不是人文艺术,而是商业上的努力和宗教改革。 公元2世纪的天文学家托勒密曾计算过地球的大小,他得出的数值比实际上小很多。 在15世纪中叶托勒密的著作重新再版,正是基于
托勒密关于地球大小的错误计算,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认为,通过向西航行到达传说中富庶的东方是可能的。 结果是,他发现了一块有人居住但对于无论是教父作家还是古人来说都未知的新大陆——美洲。 也正是在哥伦布航行(1492-1512)期间,关于早期希腊宗教手稿的研究,促使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形成了改革基督教观念的思想,给欧洲社会带来了划时代的影响。 这两大事件都意味着必须推翻有关创世、生命、宇宙和所有事物的来源和目的的整个框架,提出一种全新的解释。 源自理性的宗教改革观念,与探险和航海活动促成的理性知识的积累一起,为近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正是理性时代的理性主义促使厄舍尔主教进行了细心而精确的计算。 在那时,一种新的时间观念及其意义成了关系重大的大事。 当欧洲了解到印度和中国的古代文明时,印度和中国的悠久历史使欧洲人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即,印度与中国的文明比希伯来文明更古老,这不是一件小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旧约》可以说是一部历史文献。 《旧约》的前五卷,人们认为出自摩西之手,又称《摩西五经》,它
包括了创世的记载和人类起源(从亚当和夏娃开始,然后是大洪水后诺亚方舟上的后裔),并且用巴贝尔塔(the Tower of Babel)的停工【注:《旧约·创世记》(11. 9)中说有人想建一座巴贝尔塔直达天庭,以便直接与上帝对话。 上帝担心人类将不再听话,于是让人类讲不同的语言,增加彼此沟通的困难,巴贝尔塔也因此永远无法建成。 ——译者】来解释各民族的来历以及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多元性。 这些观念的和历史的指代物成了人们理性地认识人类本质、文化、社会和人类组织的基础和手段,不仅对宗教信条和教义来说是这样,而且对于自然哲学也是如此。 如果与西方如此不同的印度和中国更早存在并且拥有独立的更古老的历史,那么,我们根据过去的知识和信念所建构的整个世界观框架和思想体系就面临了危险。 达尔文的进化思想,其意义在于导致了固有的与不可思议的事情或观念面对面的接触,这在西方社会有着很长的历史。 达尔文学说对西方传统的冲击,如果它算是一个冲击的话,那也没有什么新奇独特之处。 希伯来人由于具有《圣经》记载的优秀品德被认为是最早出现的人类,整个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而有了统一的族谱观念。 因此,无论是《圣
经》的权威,还是这一统一的人类谱系观念都引起了人们对年代问题、时间问题的兴趣。 尽管厄舍尔主教的结论已经变得声名狼藉,但是,他并不是唯一热心于这项计算的人。 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花费了他卓越生涯中的许多宝贵时间致力于《圣经》的年代学研究,动机与厄舍尔完全相同,就是要通过确立《圣经》所记载的希伯来人在历史上的优越地位来维护正统思想。 启蒙时代的哲人们也对这一问题感兴趣。 伏尔泰起先鼓吹中国文明优越论,认为不但中国的历史最悠久,而且中国人的品德也最崇高。 但是,当他得到了一部古印度的文献后,就立即改变了原来的观点,转而相信印度是人类的发源地。 不幸的是,这部古代的吠陀经(Veda)是由伏尔泰的主要敌人——耶稣会士(the Jesuits)——伪造出来的。 时间、历史年代是人们热切关注的问题,有关它们的论证以许多形式开启了历史的闸门。 《创世记》中的记载受到了严格审查,并且成了今天仍充满着争议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先前既没有遭到怀疑也没有被涉及的新问题。 《圣经》中记载的人类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是真正具有灵魂的人类吗? 这些问题影响着有关领土的政治主张,以及
欧洲君王处置人民合法权利的方式。 胜者为王(Victory for the best interpretation),人类的统一为使农奴依赖欧洲的贵族提供了有力的辩护。 对于关于人类本质的自然哲学来说,这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 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开始对《圣经》中记载的大洪水表示怀疑,他们对创世记载进行了认真的考证。 艾萨克·德·拉·普雷耶赫(Isaac de la Preyere,1579-1676)就曾反对过普世大洪水的说法,认为大洪水只是一个局部的现象。 后来,普雷耶赫与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和布鲁诺(Bruno)一起进一步提出,不是一个而至少是两个创世事件才能解释地球上的人类分布。 人类同源说,即关于所有的人种同源的思想,一直是主流的思想,无论对于达尔文学说还是对于基督教思想来说,这一论点都是最基本的。 然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多元发生说的论点,这种论点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伪装出现,支持着各种各样的种族歧视理论。 解释美洲印第安人的白令海峡(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间的海峡)理论,最初就是在人类同源的总框架下出现的。 像对待其他任
何人种一样,它认为美洲印第安人也是在巴贝尔塔停工时分散开的,属于亚洲人的后裔。 尽管这种论点在逻辑上、年代学上和证据上都存在着困难,但是,它仍是考古学上的正统理论。 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各种学术思想相互交织,以另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形式改变了有关时间的思想。 年代学开始与关于人类适应、发展和变迁的思想密切联系起来。 先前就有的退化和进步观念,在此时深深地暗示着对创世记的真正意义及其解释的新理解。 有关美洲印第安人以及在其他地区新发现的人具有明显不同生活方式的报道,为人们认为过去不同于现在提供了一种思路。 人们把新的寓意赋予了野性和野蛮这些旧观念,它们源自古希腊,原来用于指一个人缺乏理性。 突然之间,美洲印第安人成了古代英国人的形象。 在宗教改革思想中对于理性的重视,迫使人们产生这样的观念:把未开化的野蛮当成文明发展的序幕。 把人类文明的发展阶段看作是适应和变迁的统一过程,成了启蒙时期社会思想的核心。 中世纪神学中的等级观念,“存在的巨链”,自然而然地导致了人类历史中的等级观念,它们通过活生生的文物,通过在世界各地发现的未开化的和野蛮的社会,以及人类退化的活化石或者关于更早时期进步的
停滞、静止的证据展现出来。 时间的意义被重塑,人类的等级结构中的过渡形态也纳入了考虑的范围。 林耐(Linnaeus)得出结论认为,带尾巴的人、非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等属于介于猿和正常人之间的过渡种类。 布丰(Buffon)提倡生命的历史观,在他的帮助下法国人类学家戈比诺(Gobineau)制定了一个积极寻找活人猿(man-pes)的计划。 因此,关于原始人(the primitive)的观念,关于人类早期生活处于近乎残忍状况的概念,在达尔文和进化论产生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并且广为流行。 由于对《创世记》的理解发生变化,关于原始人的观念成了理论,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参与了它的理性发展,接受它为一个可以运用理性来探究的问题,在论证时援引它作为论据,并在必要时修改它。 在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思想史上,年代学与种族主义一直是坚定的盟友。 西方文明中的科学和自然哲学、政治和社会思想是相互促进的。 观念及其意义都有一个历史过程,一个观念的历史过程,它们容易被修正,发生改变。 思想家需要把观念作为实质性的内容进行推理,而在理解《圣经》中的概念和观念时,这种实质性的内容总是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近代
科学的发展以机械宇宙观为核心,机械宇宙观也就成了居于支配地位的正统观念。 这种观念源自牛顿和笛卡尔。 他们都通过发展宇宙观,把自己的宗教观念和科学思想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不求助于奇迹和神直接的、持续的干预,在理性的基础上理解上帝的另一部著作——自然界,是改革派宗教的核心目标。 我们的自然律观念——今天更经常被称为物理学定律——的概念,正是这一思想前提产生的直接产物。 笛卡尔建构的心一物二元论,目的在于两者的综合,目的是要在机械的自然秩序中确立神圣/精神事物的地位,并对它们进行定位的综合。 宗教与科学并非一直是敌人,在思想史上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 曾被达尔文之前的许多思想家扩展过的时间的观念及其意义,为达尔文进化论融合到一直延绵不断的基督教信仰中创造了氛围。 古老的和简化的正统观点,年轻地球派创世论者的论点【注:坚信地球及其生命是在大约6000年前由上帝直接创造的。 ——译者】,没有消失——人类的思想具有很强的持续性——但是,它们顽强的生命力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仅有的、站得住脚的思想,或仅有的那些在宗教或社会或科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