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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从雅各宾派到雅各宾专政:道德理想国的实践历程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by 朱学勤

第七章从雅各宾派到雅各宾专政:

道德理想国的实践历程

一、道德法庭——统治合法性的转移

二、道德救赎——重组市民社会

三、语言磁化——革命之道德魔力

四、道德越位——罗伯斯庇尔悲剧之发生

五、内外禁锢——舆论划一与道德对抗

什么是支持和推动这个政府的主要

动力呢?是美德。我指的是公共美德,这

种美德曾在希腊和罗马创造过许多奇

迹,它将会在共和主义的法国创造出更

加惊人的奇迹。①

——罗伯斯庇尔

1793年6月,雅各宾派正式执政。

这是前期革命的延续,又是前期革命的断裂。所谓延续,

即谓在此之前,卢梭思想的影响已渗透法国的政治生活和社

会生活,弥散于四方的卢梭幽灵正在向一个焦点辐凑;所谓断

裂,即指雅各宾派执政后,突出实践卢梭的道德理想,尽可能

排除先前与之共存的其它革命成份、革命要求,1793年至

1794年的法国革命逐渐出现道德革命的一元独断面貌。

一、道德法庭——统治合法性的转移

革命被两种冲突的成份撕裂。用法国史学家贝尔纳·克

罗蒂桑的话来说:

一个倾向于整体主义,一个倾向于个**力。一个追

求按照**宣言捍卫个人的不可侵犯性,另一个追求建

立一个超个人的国家,成为公民的至高无上的实体。后一

种追求,就来源于卢梭的著作②。

后一种革命追求,要求建立新的统治合法性——道德合

法性,用以取代先前所追求的法理合法性。这就意味着波旁王

朝传统型统治崩溃以后,取而代之的统治将暂时不是法理型

统治,而是奇理斯玛型统治。

这一合法性转移在雅各宾执政前即已悄悄开始。初见端

倪者,是1792年的9月屠杀事件。

1792年9月2日至5日,巴黎市民在前线告急、后方空

虚的恐慌气氛中,害怕监狱在押犯及嫌疑犯暴动,自发组成私

刑队伍,冲进各监狱杀人。在未有任何司法程序审判的情况

下,处死1,100多名囚犯,包括许多教士。这一事件是否合法?

议会辩论时,议员普遍承认,这一行动难以寻证司法合法性。

然而,群众的“直接干预”又不能不得到批准,哪怕是事后批

准。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布列坦尼的一个议员说:

不,我不怜悯他们,那些狂热的教士。他们对祖国做

的坏事太多了。我重复一遍:少数人总是有罪的。尽管从

权力上说,他们有法律保护③。

这就提供了一种新的逻辑:少数人总是有罪,居于人类中

的少数这一事实本身,就是邪恶的证据,邪恶者不受法律保

护。

内政大臣罗兰于事变当天写信给议会,显然接受了这一

逻辑。他用道德正义来为屠杀行为辩护:“我知道**复虽

属可怕,但仍有相当的正义”④。

罗伯斯庇尔11月5日在议会中发言,打断议会中有关司

法合法性的辩论:“让我们为更令人激动的灾难掉些眼泪吧!

几乎仅仅为自由的敌人叹息,我认为这种情感是可疑的”。⑤

这种高调逻辑,即为罗伯斯庇尔的“语言魔力”,以后曾反

复出现。高调逻辑的作用在于,每当政治进程遭遇制度安排的

技术性困难,它总能从高处奔泻而下,以道德激情冲破障碍,

以政治上的道德判断转换政治上的技术讨论。高调逻辑作用

频繁,则意味着法律权威岌岌可危。一种新的合法性理论迟早

要在法理权威之旁抬头,并取而代之。

如果说9月屠杀案的道德合法性,尚属事后批准,那么在

两个月后的国王审判案中,则可以看到道德合法性与法理合

法性的当场辩论。到这个时候,道德合法性已不是事后批准,

而是从后台走上前台,公开论证非程序化、非理性化的“正义”

行动了。

92年11月13日,议会进入辩论,国王是否能够受审?这

一问题又遭遇司法障碍。按照1791年宪法规定,国王不受审

判,但是,革命若须深入,则国王又不能不审判。这种两难局面

使议会陷于胶着状态。一个议员叫道:“难道让我们到旁的行

星上去找裁判官吗?”⑥

12月27日,圣鞠斯特发言,突发惊人之语,把这一问题

从司法范围一下子转移到道德范围来讨论;

纯洁是人民的基本天性,罪恶是人民之敌不可避免

的污迹。

国王的辩护士们,你们要为他做什么?如果他是纯

洁的,那末人民就是罪恶的⑦!

这样尖锐、逼仄的善恶对立,使得议会只能在善、恶两元

中选择“善”,而不是在合法、非法中选择“合法”。法律陷于尴

尬,新的合法资源——道德,在法理尴尬中堂皇升起。如同他

所崇拜的卢梭一样,圣鞠斯特在这场司法困窘中,是以语言转

换来摆脱危机,把司法逻辑换算为道德逻辑,一冲而过,冲破

了这场折磨众多议员的合法性危机。

罗伯斯庇尔的立场更彻底,他要求的不仅仅是道德审判。

他推动议员们道德原点,而不是面对司法程序来考虑问题,甚

至回复到国王和人民在缔结社会契约前的自然状态来考虑问

题,以道德法庭来处死国王,而不是审判国王。因此,他的理论

向着先验原理升华了一大步,他的要求则向着激进主张大大

跨进了一步。卢梭之论辩风格在他的下述发言中发挥得淋漓

尽致:

公民们,大会不知不觉地离开了问题的本质。在这里

没有什么提出诉讼的理由。……你们的任务不是对某人

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而是采取拯救社会的措施,起到

国民先知的作用……

在自然法庭里所进行的这一巨大诉讼案,犯罪和善

行之间、自由与暴政之间的诉讼案,最终的裁决将有利于

犯罪和暴政。

人民的审判不同于法庭的审判,他们不作判决,他们

像闪电一样地予以打击;他们不裁判国王,他们把国王化

为乌有。

路易应该死,因为祖国需要生。⑧(着重号为本书作

者所加)

据陈崇武先生考证,“罗伯斯庇尔的这次演说非常成功。

大厅里的听众像被魔法缠住了一样,寂静无声。当他的演说结

束时,突然掌声雷动”。罗伯斯庇尔的演说通常都具有这种效

果。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魔法”?科班在《法国革命面面观》中

评论此事,对这一“魔法”的后果说得很准确:“国王受审并处

死一案,开启了一个先例:从此,出现了一系列政治性的审判

和指控,在这些审判和指控中,所有司法公正的观念统统废黜

了”。⑨

问题并不在于国王是否应该受审或处死。极而言之,诚如

罗伯斯庇尔所言——“路易应该死,因为人民需要生”,能否既

让路易死,又让法理权威活呢?换言之,当法律程序发生障碍

时,能否通过修改具体法律程序的手段,既适应情境逻辑的需

要,又维护整个法理系统的尊严,而不是“不作判决,像闪电一

样地予以打击”?法国人似乎不习惯这样的思路。与此相对,

美国人则擅长于修宪的补充手段,一部成文宪法不变,却后缀

有200多次补充条款;英国人则连成文宪法也没有,却通过尊

重前案惯例之习惯,有效维护了法理之尊严。按照法国革命的

逻辑,美国人既有200多次补充条款,即应有200多次宪法危

机;英国人连宪法都没有,则更应该不断起义。这样“闪电式打

击”的政治思维实在是太危险了,无怪法国著名史学家勒费弗

尔悲叹:“司法权的次要地位和立法权的纯代表性,这是法国

公法中两项永不变更的原则。”DE

如此辩论之结果,罗伯斯庇尔获胜,一方面是“国王化为

乌有”,另一方面则是“法理化为乌有”。自然状态战胜了司法

程序,道德法庭战胜了理性法庭,启蒙运动积三代人努力筑起

的反对宗教法庭的理性堤坝,在道德良知的滔滔雄辩中化为

乌有。国王审判及国王之死,再好不过地说明法国革命前期追

求理性统治的努力归于失败。道德动员取代理性权威,奇理斯

玛式的道德统治升出了地平线。

二、道德救赎——重组市民社会

奇理斯玛升出了地平线。这是一次辉煌的日出吗?在它

化为日落之前,确实是。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说:“在法国革

命最初的几年里,社会固有的那种自我神话或创造神明的倾

向空前显著地表现了出来。这种宗教有自己的殉道者和传道

者,深深感化了广大群众,最终还产生了一些伟大的事物”。DF

道德救赎之扩张,当务之急是观念先行,倒果为因,把塑

造道德新人的教育革命放在首位。1793年6月23日,雅各宾

执政的第一个月,即公布教育体制改革的法令。

围绕着塑造新人和教改方案,国民公会展开了激烈辩论。

雅各宾党人俾约·瓦伦出版了一本《共和主义基础知识》

的小册子,提出革命者必须承担起“提高人民道德”的责任,国

家必须代替父权,抓起年轻一代的教育。否则,“你们必将失去

年轻的一代”。他盛赞斯巴达教育“是转向道德的一个明显例

证,这一例证说明,从腐败道德向简朴道德的转化能够进行,

而且要比败坏一颗正常心灵更容易、更迅速。人们如何能够怀

疑,人生来就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天性,倾向于追求并崇尚美

德?”

孔多塞,杰出的数学家,百科全书派当时仅存的一个活着

的成员,也提出了一个教改计划,却遭到雅各宾派议员迪朗·

马来纳的讽刺。后者说孔多塞的这一计划是推行百科全书派

的唯物主义、非道德主义和无神论,而不是追随卢梭的教诲。

迪朗·马来纳的发言又遭到百科全书派的崇拜者雅科·

杜邦的反驳:“迪朗·马来纳竟敢在8月10日以后重复那位

日内瓦哲学家的怀疑和谬论。那位哲学家说什么科学与艺术

败坏了道德。我请问迪朗·马来纳先生,所谓道德的败坏,说

得如此夸张,以致人们如果按照我们的批评家的看法,是否要

考虑一下,应该把道德和诚实马上从这块自由的土地上驱逐

出境?迪朗·马来纳主张限制人的理性,甚至追随专制者的榜

样,限定人的思想和能力,而不是让人的思想和能力在共和制

度下,进入所有方面,探索所有可能的方式,以扩展人的领域,

这种主张实在是太荒谬了”DG。

杜邦攻击卢梭,当然不为雅各宾派所容。国民公会拒绝了

杜邦意见,将雅各宾一派的佩蒂埃所提出的教改方案提上了

议事日程。佩蒂埃的方案充满道德理想:“所有的孩子都从父

亲身边领走,交由国家教育:教育免费;男孩从5岁到11岁,

女孩从5岁到12岁,穿同样的衣服,受同样的教育;饮食菜谱

有严格规定,禁绝酒和肉类;他们必须割掉与家庭的联系,形

成新的人种,爱劳动,有规范,守纪律;他们形成一道不可逾越

的屏障,与我们已经腐烂的那一部分人类隔离开来。”DH

有人指责上述方案是“乌托邦”,佩蒂埃的兄弟费里克斯

大声争辩说:“乌托邦?他们如此贬低柏拉图和托马斯·莫尔

的高尚思想?”

与此同时,圣鞠斯特提出了一份更为彻底的方案,勾画了

一幅完美的民粹主义社会蓝图。

佩蒂埃的方案仅仅规划了孩子从5岁到11岁或12岁的

教育。接下来的岁月怎么办呢?或者说,共和国如何规划成年

人的道德生活呢?圣鞠斯特写有《共和主义制度》一书,回答了

这一问题。在这本小册子里,最重要的是这三大方面:教育,道

德监护官和抚养与继承,至于经济和政治则从属于道德问题。

他比佩蒂埃更为彻底之处在于:

母亲抚养孩子,5岁而止。在此之后,孩子交给共和

国,直至老死;那种从未哺育过孩子的母亲,在祖国看来,

已不能作为母亲而存在;孩子5岁后进学校,只能穿布

衣,吃蔬菜、水果,只能饮水,不能喝酒;每晚在地席上睡

八小时;他们得学习阅读,写作和游泳,最重要的是他们

必须学会坚强;他们将被教育成热爱沉默,厌弃聒絮,他

们只学一些简约的词汇;

从10岁到16岁,孩子的教育是军事和农艺;逢收获

季节则要下乡支援农业;

从16岁到20岁,孩子们必须学会一门精湛的工业

技术或农艺技术。20岁至25岁,他们必须去服兵役,为

祖国而战……。DI

以上所说都是男孩。至于女孩,圣鞠斯特只用两句话就打

发了:女孩归母方家庭抚养;一过10岁,她们没有父母或其它

监护人的陪同,则不能在公开场合露面。“每一个人到了25

岁,就必须到神庙里去,向众人宣布他的朋友是哪些人。这一

宣布必须在每年的风月里更新一次。(如果一个人与朋友断

交,他必须向众人说明理由,否则当受惩罚!”)

卢梭生前所设想的透明社会,也就不过如此?还有甚者:

“如果一个人犯了罪,他的朋友也应受惩。因为他朋友不知情,

等于说这个朋友在友谊中不受信任,也就是说,这个人没有朋

友了,因此,他必须受惩”DJ。

这岂不是一种连坐法?但圣鞠斯特之初衷却是,当着瓦解

家庭联系的时候,应该代之以公民之间紧密的道德联系,以此

奠定新型道德国家的社会基础。为了维持民族的道德联系,还

必须对外国人保持警惕:“正是外来者,一代又一代地引导我

们走向他们的目标;外国影响造成了叛国者,使得邪恶受到尊

崇,美德受到蔑视;他们使我们不得安宁”!DK

最后,在这个民粹主义道德理想国中,还要选举道德模

范,设立道德监护:

在每一场革命中,都需要有独裁者来拯救国家,监护

者来拯救道德;DL

监护者从年满60岁的男性公民中选出。他们在每年

的老人节那天去神庙朝拜,让众人评议。如无非议,他就

可以佩上白色值星带,标志他已当选,从此履行对美德的

监护职责;

这些佩戴白色值星带的监护者要维护神庙里的烛火

长明不灭,重点监督对象是那些官员、军官和议员代表的

道德行为。这些人一旦被发现腐败行为,立刻从高位上撤

换下来。监护者要使人敬畏,在公共场合,他们通常是缄

默不语,这是一条禁令,任何人不得违反。DM

热月**后,在圣鞠斯特的文件堆里发现有一个法令提

纲,宣布建立监护者阶级。圣鞠斯特写道:“救国委员会责成我

来宣布下列法令:在法兰西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建立监护人

……监护制作用于政府,决不能作用于不可腐蚀的人民

……”DN

该法令几乎逐字不漏地抄录了他在《共和主义制度》中的

那些狂热设想。至此,似应承认,雅各宾派并不仅仅崇信行政

权力改造市民社会的威力。他们不也有权力制约意识?只是

他们所设计的权力制约,原来是以道德监督权力,而不是以权

力制约权力。

在这场教改大辩伦——实际上也是再造新人重组市民社

会的大辩论中,罗伯斯庇尔态度如何?

1793年7月13日,也就是与圣鞠斯特写作上述小册子

的日期同时,罗伯斯庇尔从费里克斯那儿接过佩蒂埃的方案,

略加修改后,作为他的提议,向国民公会提出。他的演说词是

这样开头的:

国民公会给历史将留下三项足堪纪念的伟业:宪法、

市民法典和公共教育。

征服和胜利的荣耀只不过是过眼烟云。只有美好的

制度能够长存,并且德化所有的民族。

我承认,直到目前为止,人们所议论的东西并不符合

我长久以来的一个理想:要建立一个完整的教育计划。我

已经领受了一套庞大的思想体系,并且考虑过究竟是在

哪一关键点上,人类被我们旧的社会制度的罪恶所腐蚀。

我确信,必须来一次全盘更新。如果让我以这种方式来表

达我的意见,那就是:创造一种全新的人!

罗伯斯庇尔把制度和教育作了区分,教育作为观念先行,

优先于制度建设:

教育联系每一个人,并且泽被天下。然而,现在却被

人们忽视了。

就我而言,我坚信,我们在确立一种制度以前,必须

确立这种制度的基础。制度只能播益于少数人,教育却能

播益于所有人。OE

着重号是我加的。很显然,那套庞大的教育体系领受于卢

梭。人类被社会罪恶所腐蚀,必须全盘更新社会制度等,也非

卢梭莫属。更重要的是,卢梭“倒果为因,观点先行”的危险观

点,在这里开始进入了实践层面。

这场旷日持久的教育改革重塑新人的辩论,幸亏被战争

危机所打断。但是,雅各宾派执意贯彻卢梭教化新人哲学主张

的热忱,却未中断。在危机年代里,他们抓紧了另一方面的教

化——对于既成年人的教化。

1793年,国民公会成立“国民教育委员会”,面向社会成

人,以新的教化手段推进法兰西社会再生的伟大工程。新人教

化全面铺开,是一幅极其宏伟的社会改造图景:

1、共和历。

与民更始,启新正朔,历来是各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必然

现象。但是,雅各宾派超越了一般统治者在这种时候的狭隘眼

界。他们以全民族甚至全人类的代表面目出现,从最原始的时

间概念开始,启发人类自然状态,从中吸取道德能源。1793年

10月5日出台的共和新历,就打上了这一鲜明的自然与美德

的烙印。

新历完全顺应自然秩序,每三个月为一个自然季节。12

个月的月名废弃罗马诸神的名字,而是随当月的自然物候命

名:葡月、雾月、霜月、雪月、风月、芽月、花月、牧月、获月、热

月、果月。每月30天,每年多余5天最初被定名为“无套裤

日”,后来又分别定为“才智节”、“劳动节”、“美德节”、“舆论

节”和“报酬节”。

饶有趣味的是,共和历比共和宪法还要持久。法国革命全

过程共有5部宪法,每部宪法都很短命。而共和历一经启用,

则延续12年之久,而且在革命后还常被人们重新采纳。如

1848年革命中,志士仁人称他们的斗争为“共和五十六年革

命”;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社员们使用的是“共和七十九年”

的年号,甚至进入20世纪后,1968年的“五月风暴”,还曾激

起人们对共和历的怀旧情绪。法兰西政治文化于大革命时期

形成的战斗风格,在法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此可略见一斑。

2、文艺和演出。

1794年5月16日,救国委员会曾专门颁布法令,号召文

学家大写革命的主旋律。据统计,十年革命中所产生的革命歌

曲多达3,000多首。流传较广的有《马赛曲》、《出征歌》、《就这

么办》等。戏剧方面,巴黎剧院从卢梭时代的3座,一度激增至

近50座。1793年8月2日,国民公会下令,在巴黎市府指定

的一些剧院,必须每周上演三次描写布鲁图斯、威廉·泰尔的

悲剧,或其他表现革命题材的剧目;其中可由国家负担一次演

出费用,戏票免费发放,时间规定在下午5:30至9点之间,以

方便劳动者。当时有议员认为只要看过《布鲁图斯》一剧,人人

心脉贲张,都会成为刺杀暴君的壮士。据统计,革命时期共创

作和上演的戏剧达2,000余部。政府还曾试图创造一种类似

于中国街头活报剧那样的政治性鼓动剧,每逢节日庆典,就在

广场上演出,以此烘托和强化革命气氛。

与此同时,不破不立。在雅各宾派最终禁绝戏剧以前,

1793年8月2日的法令已规定,不得上演败坏道德和宣扬王

权迷信的旧戏、坏戏。政府成立的专门审查剧目的委员会多达

12个,它们在两个月内就查禁了150部戏剧,其中33部被禁

演,25部被勒令修改。1794年5月,拉辛和高乃依的古典风格

作品被查禁。其他如谢尼埃这样最著名的革命剧作家,他创作

的《蒂投莱昂》等作品,也因一两句台词被认为有**意味

而被撤消。

3、图书和文物。

雅各宾派真诚地希望图书和文物能为全民所用。1793年

6月曾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图书、档案、博物馆事业。1793年10

月法令曾规定,“有价值、可运送的文物古迹,若带有违禁内

容,清除起来可能造成损害者,得送交邻近的博物馆,以便作

为国民教育的材料而妥加保存。”国民公会规定一切博物馆向

人民免费开放,从而使各种艺术遗产第一次成为人民的财富。

名闻遐迩的卢孚宫,就是在雅各宾执政的1793年6月,第一

次向平民大众开放的。

与此同时,革命者的道德审视也未放过对图书、文物和艺

术品的检查。1793年6月,让·邦·安德烈就这样说过:“给

人类带来幸福的并非科学,而是道德。如果我们真想成为共和

主义者,我们就必须至少忘却一半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当时,

民间已出现焚书运动,在国民公会引起激烈辩论。国民公会一

度通过一些关于保护图书的法令。但是一部分激进人士还是

要求从严审查书目,以免漏过“毒草”。国家书志署署长多梅格

打报告给国民公会,要求“用革命的解剖刀审查庞大书库,割

去图书躯体中发生坏疽的部分”。

4、国民节日和人民大**。

卢梭生前曾在给科西嘉、波兰的立法建议中,多次提出执

政者应有意识地创造大众节日文化,以凝聚民族向心力,激扬

道德理想。对此,雅各宾派的创造能力,可能已臻世界历史中

同类活动的巅峰程度。1793年12月关于组织国民教育的法

令中,全国和地方性的节日与公民会议、剧场、军事演习等一

起让列入“国民教育第一阶段”的内容。当时全国性的重大节

日有: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1790年联盟节、1792年

8月10日**王权、1793年1月21日处死国王、1793年5

月31日**吉论特派等周年纪念庆典。此外还有36个每隔

十天举行一次的全国性节日聚会,反复激发人民的理想精神,

几乎达到十天一大庆、五天一小庆的频繁密度。

节庆的主题设计罗伯斯庇尔都亲自过问,具体实施由大

卫安排,颂歌多由谢尼埃作词、戈塞克谱曲。节庆活动通常都

设计成人民大**,人人都必须参加,并必须按照行业、性别、

年龄排成行列,井然有序地通过广场。1794年6月8日罗伯

斯庇尔主持的“最高主宰教”开教大典,是所有这类活动中最

盛大的一次。广场上堆起巨大的假山,假山下50万人盛装游

行,五彩缤纷的仪仗,狂欢忘情的呼喊,使任何一个参加者、目

击者终身难忘。

5、日常生活的革命化。

1793年,进入巴黎任何一个普通市民家庭,你会发现革

命如强大电流已经击穿各个家庭壁垒,使人们的世俗生活发

生了奇迹般的变化。首先起来迎客的一个孩子,可能已不叫让

·皮埃尔、玛丽这类取自法国传统的宗教名字,而是叫着“马

拉、布鲁图斯、卢梭、自由、平等、山岳”这类革命化的名字。在

父亲的鼻烟壶上你可能会看到一句口号:“为国家而死,无上

光荣”,在母亲的梳妆镜上,你会发现另一句口号:“我们情同

手足,祖国永存”。一家人再穷,墙上总有大幅革命宣传画,神

龛里也会摆上一尊廉价的革命先烈石膏像。一家人全戴小红

帽,忙进忙出,奔走革命。偶尔坐下来玩一圈棋牌乐,那上面也

充满了激动人心的革命符号:“国王”改成必须“将”之的暴君,

“王后”改成女公民特鲁瓦涅,“王子”改成无套裤汉,四张老

“K”画的是布鲁图斯、卡通、梭伦和卢梭四大古今贤人,四张

“Q”牌则是审慎、联盟、正义和力量这四大道德符号OF……

形形色色的新生事物,还可以再举出一些。早在中国文化

革命开始前173年,1793年的法兰西人已经尝试过一次文化

革命。法国当代史学家比昂奇论述1793年历史的专著,即以

《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命名。OG谁也不能怀疑,共和二年的文

化革命——法兰西社会道德重建的伟大工程,在雅各宾派不

遗余力推广下,在卢梭思想指引下,确曾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

响应,取得了暂时的然而确实是辉煌的成功。雨果回顾1793

年的巴黎街景,曾有一段极其生动的纪实描述,也许比历史学

家的笔触更精彩,更传神:

人们过着露天的生活;妇女们坐在教堂的石阶上一

边制造纱布一边唱着“马赛曲”。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有正

在紧张开工的兵器工场,路人都鼓掌欢呼,到处只听见

人人在说:“忍耐些,我们是在革命时期。”人们英勇地微

笑;

巴黎仿佛到处在搬家,古董店里堆满了王冠、法冠、

王杖、百合花徽。这就是被**了的专制政体的残余;

这个在摊子上补抹子的是一位伯爵夫人,那个女裁

缝是一位侯爵夫人,布佛莱夫人住在一间顶楼里,她在

顶楼里可以望见她以前的大厦;还有吴朗,他自己取名

为“八月十日”,每逢断头台杀人他从未错过,他跟在死

囚的车子后面走,他说这是去参加“红色的弥撒”……

到处都是报纸,各区的旗帜你来我往,所有的墙上

都贴满了标语。旗子上写着“只有心灵的高尚,没有高贵

的阶级”,标语上写着一共和国万岁,小孩子咬音不准地

唱着“沙依拉!”OH

卢梭盗火,法兰西人传薪;卢梭点火,法兰西人引爆。1793

至1794的短暂岁月里,法兰西人对世俗文明的救赎热情,如

石破天惊,冲天而起。这是不是一次辉煌的日出?黑格尔说,

是。康德说,是。歌德还说,是!迄今为止,它在人文世界造成

的震荡,只有另一次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行为才能匹配:20

世纪的热核爆炸。1793年那摄人心魄的冲天火焰,使后世所

有的理想主义在全球各个角落缅怀不已,心魂激荡;它所造成

的辐射、污染亦如漫天尘埃,至今未能落定。1793年的法兰西

人,她是历史学家、哲学家,经久不息的争论话题!

三、语言磁化——革命之道德魔力

法兰西人凌空蹈虚,高路入云,进入了卢梭式的道德境

界。他们进入了道德境界,道德则磁化了他们的符号世界。政

治斗争成为一场道德语言的竞技场,政治话语成为道德磁化

的首选对象。当政治词汇的中立性被道德磁波击穿,政治生活

的残酷性距离宗教生活的排它性也就不远了。

早在那场国王审判案中,圣鞠斯特就曾使用话语转换战

术成功地打破了当时的司法障碍。罗伯斯庇尔的发言也特别

具有“魔力”,使得在场的赞同者与反对者一起进入“着魔”状

态,同时鼓起掌来。这一“魔力”,就是道德语言的催眠“魔力”。

入“魔力”者又何止那些投票的议员?国王的法律辩护人德塞

兹,甚至国王本人,竟也使用起卢梭式的道德语言!请看当时

德塞兹在现场的这段陈词:

职责所在,我读过让·雅各·卢梭的这些论述:“无

论是公布的法律,还是宣读的判决,都不可能代表公意,

因为公意之所以为公意,就是因为它从不针对某一具体

个人或某一具体行动”。这就是路易刚才在栏杆前所说

的话,这也是卢梭所说的话。OI

由此可见,国王受审及处死一案,既是道德合法性取代法

理合法性的开始,也是斗争的双方同时接受道德语言的开始。

1793年10月31日,国民公会公布法令,强制通过在全

国范围内废止带有贵族色彩的“您”这一称呼,代之以富有民

粹平等气息的“你”。同年12月12日《导报》载文呼吁:“每一

件事物,即使语言,也必须按照共和制度来重新塑造。”从此,

强制与自发并举,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法兰西语言符号的道

德改造运动:

1、人名道德化:在1793年9月或在此以前,取革命名字

的新生儿在数量上不超过总数3%。然而到了1794年,这一

百分比在大众参预高涨地区骤然上升,最高达60%,最低亦

达25%。从家长社会成份看,也同样能感受到底层社会对于

新生儿命名革命化、道德化的浓烈兴趣。在科尔贝依地区,这

些家长的三分之一是农业工人,而在凡尔赛地区则大多是鞋

匠、锁匠、小商贩和自由职业者。

地名革命化:1793年夏秋时分,改地名活动进入高潮。为

数3,000以上的市镇一夜易名,如凡尔赛改为“自由摇篮”,沙

多一梯也里改为“马恩河畔的平等”。有些市镇虽沿用旧名,但

加之以“人民”一词。还有一些市镇,通过在自己的名称中加入

“山岳”的字眼,以表示对山岳派的拥护。其它如长矛—沙波、

自由—小红帽、阿恩—无套裤汉、无套裤汉港,等等。不曾改名

的市镇仍占绝大多数,约有37,000个,但以同样方式修改了

属下的街区名称。

2、语言全国统一化:革命初期,全国2,600万人口中有

1,200万人不懂或不能正确使用法语,方言达30多种。有议

员说:“我们在语言方面如置身于巴比伦之塔”,语言障碍了巴

黎的革命向全国扩展。1794年1月27日,救国委员会发言人

巴雷尔宣布废除一切方言。他把语言统一提高到如此高度:

“在民主国度,听任公民不懂民族语言从而不能监督政府,无

异于卖国。曾光荣地表达过《**宣言》的法语,理应成为全体

法国人的语言。共同的语言是沟通思想的工具,是最有效的革

命因素,我们必须把它交给人民。”

3、语言风格平民化:就在法语挟革命之势从巴黎向全国

城乡统一化推广的同时,法语在巴黎却在迅速地粗俗化、平民

化。大众政治参预的爆炸,不可避免地产生大众语言的参预爆

炸。自路易十四以来,法语逐渐成为欧洲的上层用语,以优雅

典丽著称。但在这一急风暴雨的时代显然不敷众用。大批村

野俚语以语言风暴之势,猛烈冲击旧法语“雅致的铁箍”。报纸

上粗话满篇,如《杜歇尔老爹报》上形容王后的这段用语:

这只奥地利母大虫到处被人们看作法国最无耻的婊

子。人们公开指责她在烂泥中和仆人滚在一起,很难指明

创造了那些出自她那皱褶重重的肚子的畸形、驼背、患坏

疽病的早产儿的是哪一位粗汉。OJ

在这场语言风暴中,最有贡献者,是这些街头道德的语言

喷泉——民办报纸。我们以当时销路最好的《铁嘴报》为例。

《铁嘴报》创始人修道院院长福什和邦内微尔,受卢梭《社

会契约论》第四卷第七章启发,他们认为,公共舆论的作用能

保持道德。两人突发奇想,在巴黎通往法兰西大剧院的街道上

树起了一个装有铁嘴的信箱,承接民众来信、建议、检举、揭

发,综合为一张报纸,名曰《铁嘴》。他们写道:“在长期沉思卢

梭和马布利的著作之后,人民确实需要一张‘铁嘴’来表达他

们的观点,我们决定在全国每一个地区都建立一张‘铁嘴’”

(《铁嘴报》1790年10月号)。

《铁嘴报》一度十分兴旺。他们时常在报头上刊登卢梭语

录,发表民众学习卢梭教义的心得体会,或按照卢梭教义抨击

时政的文章。1790年10月号那一期的另外两篇文章,一封是

一个犹太人来信抗议人头税,说人头税人人都得交纳,太不合

理,“只有耶稣和卢梭除外”;另一封是一个母亲的来信,叙述

她如何按照《爱弥儿》教育孩子,说她和儿子整天玩在一起,从

不操心一点财产问题”,她儿子极其简朴,“白天的衣服就是夜

晚的被褥,到现在也不会猜疑任何一件事情”,云云。

卢梭思想普及到这一地步,以致革命与**双方都在

援引卢梭语言,颇似我国文革时期的语录仗。当时法国人麦克

东纳写有一本《卢梭与贵族》的小册子,即注意到这一语言现

象:

革命与贵族都援引卢梭的权威作为头条理由,这不

是因为卢梭的政治著作,而是因为卢梭神话已经成为受

教育阶层共同思想背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新

统治者与卢梭崇拜之间有着官方的合法联系,另一方

面,许多人则分别援用卢梭的权威或支持或反对统治

者。比如,罗伯斯庇尔所接受的卢梭影响显然超过其他

革命领袖。他和圣鞠斯特都是卢梭的崇拜者,救国委员

会里的其他成员也经常引用卢梭的名字OK。

卢梭成了人民的“铁嘴”,“铁嘴”则成为语言暴力的绝好

象征。道德逻辑的独断性,之所以能够取代政治逻辑的兼容

性,首先在于它获得了语言暴力。雨果长叹:“从人嘴这个火山

口发射出来的一切熔岩,最为凶猛地吞食掉人类的一切幸

福。”

20世纪语言哲学揭示,语言具有软性暴力的作用,它在

表述人类思维的同时悄悄扼杀人类思维,故而出现这一语言

悖论:“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历史学家可以作

证,早在这句警言被发现前200年,法国革命已经出现了这样

的语言环境:“不是我们说卢梭,而是卢梭说我们。”人们走不

出卢梭语言之幕,犹如走不出自己的皮肤。人们即使以援引卢

梭来扼杀论敌,本身的语言—思维主体已在援引中被扼杀了

一次。更多的政治异议者,在走上断头台以前,已经被语言暴

力杀死了。

四、道德越位——罗伯斯庇尔悲剧之发生

政治语言的道德磁化,势必进一步要求政治规则的道德

转换。摩尼教式的原教旨主义热情藉此进入政治生活:光明与

黑暗不能并存,正义与邪恶不能兼容。政治斗争在教赎热情中

转化为残酷的宗教斗争,道德理想流露出道德嗜血的肃杀之

气。

1792年以后,马拉出现“奇理斯玛”特征。他生前狂热崇

拜卢梭,声称自己“可能是卢梭之后唯一的作家”。他的两部小

说——《青年伯爵巴洛夫斯基历险记》和《波兰信札》——都是

《新爱洛琦丝》的模仿之作。OL他说,他乐意被人称为“一个脾

气暴躁的疯子”,因为这一称号正是“那群百科全书派的江湖

骗子赠予《社会契约论》作者的恶谥”。OM他是“广场短路”的天

才,在街头政治中如鱼得水。他的道德语言在无套裤汉、编织

妇ON中具有呼风唤雨的巫术功能。

在国王审判案中,圣鞠斯特冷静,罗伯斯庇尔能辩,马拉

则如雄狮般狂吼。他曾数度打断潘恩的发言,跳到走廊上攘臂

怒号,并威胁潘恩的译员,不许他朗读潘恩的讲演辞。PE

他比罗伯斯庇尔更大胆、更炽热,因而生前也更得底层群

众之崇拜。他要求模仿当年古罗马演说家每天说一句“必须消

灭迦太基”,在雅各宾俱乐部也派专人每天到讲坛上说一句:

“必须消灭阴谋家!”他的语言充满道德自信:“嗯!谁能反对我

们?真理、正义、贫穷、道德是在我们这一边的。有了这些武器,

雅各宾派不久就可以这样说:我们一到,他们就不存在了”。PF

1792年2月,马拉在《人民之友报》上一再宣传抢劫某些

商人作为示范行动。后来果然发生抢劫,国民公会决定控诉马

拉。但是激辩之后,马拉胜诉,道德威望更加高涨。从国民公

会回来的路上,无套裤汉和编织妇们把他举过头顶,一路欢

呼。

1793年5月30日**吉论特派统治,起义初获胜利时,

包围议会的群众听到要求已经满足,自动散去。6月2日,马

拉来到巴黎市政厅,要求进一步控告吉伦特派议员以及议会

中其他“卖国贼和政治家,把起义再推一步,从针对吉伦特派

统治激化至针对吉伦特派个人”,为此,他又一次发动“广场短

路”,亲自走上钟楼敲起警钟,唤来8万民众,163门大炮。国

民公会——法国宪政体制名存实亡,雅各宾派执政,即法国革

命的“最高阶段”,就是在马拉亲自发动的“广场短路”,马拉亲

手敲响的广场钟声中开始的。

两个月后,即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两周年纪念日前

夜,马拉被少女科黛刺死。这一事件促使双方都表现出更加强

烈的道德逻辑和道德情绪。

夏洛特·科黛首先被称颂为道德英雄,圣女贞德式的人

物。科黛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被人广为传诵:“我是为了拯救十

万人而杀了一个人,我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杀了大恶人,为了

使我的国家安宁而杀了一头野兽”。PG安德烈·舍尼埃为她作

了一首颂歌:

啊,美德!

你是一把短剑,

你神圣的尖刃

是大地唯一的希望。PH

与此同时在另一方,也掀起了道德狂潮。马拉生前活跃于

广场,临终被刺于浴缸,死后心脏悬挂于雅各宾俱乐部大堂,

成为圣物——“美德的象征”,国民公会也树起了他的半身胸

像。在众多公共场合,民众聚会,发出报仇的呼喊。忿激派起

而竞争马拉人民之友继承者的称号。雅克·鲁三天后即发行

刊物——《人民之友马拉荫庇下的法兰西共和国政论家》。7

月20日,勒克雷克起而仿效,刊行《人民之友》,直接继承马拉

所办刊物的名称。同一天,艾贝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嚷道:“倘使

要有人继承马拉,倘使要再有一个牺牲者,这个牺牲者已准备

一切及接受一切,这个人便是我!”PI

这个人不会是艾贝尔,也不会是雅克·鲁。在道德狂潮中

推举出来的领袖,只能是一个道德英雄——罗伯斯庇尔。7月

26日,罗伯斯庇尔选入救国委员会;8月12日,罗伯斯庇尔当

选为雅各宾俱乐部主席;8月22日,罗伯斯庇尔又被推选为

国民公会主席。短短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内,罗伯斯庇尔连任三

职,他跨过了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根本性转折,跨过了一个道德

理想主义者只能论政,不能执政的边际界限,而且进入了一个

直接执政、最高执政的危险状态。

在马拉遇刺激起的道德狂潮中当选,是一次危险的机会,

不幸的机会。罗伯斯庇尔的内在危险,就在于他始终保留有卢

梭式的道德洁癖:道德纯度越提越高,道德选民越划越少。这

就意味着随着他一旦上台执政,统治基础将日益萎缩,日益缩

小,并最终走向跨台崩溃。

罗伯斯庇尔的道德逻辑是,首先把社会的全体成员划分

为人民与反人民的两极:“一个民族总是划分为这样两个部

分:保皇党人和人民事业的捍卫者”。

然后再把人民一分为二:“所谓的爱国者又划分为两部

分:邪恶公民和有正义信仰的人”。PJ

甚至在“有正义信仰的人”中,他还要继续划分。1793年5

月10日,吉伦特党人微尼奥在议会发言中区别双方的道德定

义,声斥雅各宾派的道德追求已堕落为斯巴达式的暴力道德,

“你们追逐道德的完善,一种虚幻的道德,你们的行为与野兽

无异!”与此相对,吉伦特派推出的“道德选手”则是“美德罗

兰”,温文尔雅,一尘不染。罗伯斯庇尔对这种道德信仰不屑一

顾,斥之为:“这种所谓罗马式的道德,决不是那种燃烧在真正

爱国者胸膛的迅猛激情”!PK

持有这种道德逻辑的人,是不能执政,也不应该执政的。

他可以以政论家的方式存在,以道德理想之高调要求,中和平

衡政治家政论过程中必不可免的现实主义低调因素。先验理

想主义在野,经验现实主义在朝,两者方能出现健康的配置,

健康的关系。法国革命及其所形成的政治传统则恰恰相反:先

验理想主义在朝,经验现实主义在野,在朝者不会或不愿从事

制度性建设,在野者则从右翼发动复辟或守旧运动,使得在朝

者有理由居高不下,把道德理想主义的观念逻辑越拉越高。这

种在朝在野的背反配置,在受法国政治传统的影响的地区、国

度,后来曾反复出现,造成深重灾难。

1793年7月26日之前,罗伯斯庇尔可能还有这点自觉,

尚守得住道德理想主义只能论政不能执政的边际界限。这样

的边际界限,是限制,也是保护,是道德理想主义者最好的存

在方式。据陈崇武先生考证,罗伯斯庇尔在7月26日前始终

避免担任行政职务,数度辞去已当选的官职。马拉因此还批评

他“仍然缺少政治家的眼光和勇气”。PL

马拉一死,舞台上的道德追光灯转移到他这里,既给他打

上道德光环,又笼罩住他的个人选择,罗伯斯庇尔身不由己

了。7月26日进入救国委员会时,罗伯斯庇尔忧喜参半,心情

矛盾。但是一旦进入,他的道德忧患,他的道德逻辑,他以道德

划分人群的习惯则又迅速开动起来。这两方面的心情,在他半

个月后8月11日在雅各宾俱乐部的演说中充分表现了出来:

应召进入(救国)委员会,是违背我天性的。我在那里

看到的事情,是我从来未敢怀疑过的事情。我看到,一方

面,爱国分子正在追求他们祖国的利益,劳而无获;另一

方面,卖国贼却正在这一国民公会的心脏部位策划阴谋,

反对国家的各项利益。

我不会泡在一个委员会里做个无所事事的人……

假定我所预料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会宣布退出委

员会,那时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我向国民公会说明全部事

实真象,指出人民面临的危险的措施。PM

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听众中即有救国委员会成员,当时

一片沉默。罗伯斯庇尔是个真诚的人,惟其真诚,他才会坦露

他进入执政状态时的胸襟,后人才得以从这里看到他夜半临

池却又不知不觉的危险;惟其真诚,他在这里所预兆的一些后

来失误,才分外令人同情:

——他的角色身份发生了变化,他的道德逻辑却没有发

生变化。他带着他的道德逻辑跨过了边界。卢梭当年越界筑

路,曾露出天才的马脚。罗伯斯庇尔本人可以选择不同的政治

角色,但是,他的道德逻辑却必须有一个合理边界。他个人可

以跨过边界,但是他不能带着道德二分法的逻辑跨过边界。一

旦他这样跨过来,作为社会批判、良心监督的道德理想主义与

边界这边的巨大权力相结合,则很难避免不走向危险的方向,

不走向政治乌托邦的设计,不走向道德嗜血的客观趋势。他本

人也就难免以实践的形式,重演他先师当年以理论形式出现

过的悲剧。

发表这篇演说的第二天,他当选为雅各宾俱乐部主席;又

过了十天,他被推选为国民公会主席。当时众人都明白这一身

三职的含义,但众人都默不作声。

罗伯斯庇尔进入救国委员会签署的第一道法令,就是逮

捕令。罗伯斯庇尔在救国委员会总共签署542项法令,其中最

多的也是逮捕令。PN

罗伯斯庇尔遇难后,人们发现了他在这一时期的一份私

人笔记,即所谓“9月笔记”。这份笔记中有哪些至关重要的内

容?从瓦尔特《罗伯斯庇尔》和饶勒斯《法国革命社会史》中,人

们分别读到这两段文字:

这次起义(指6月2日马拉发动的起义——本书作

者)必须继续下去,必须逐步全面展开……内患来自资

产阶级……QE

谁将是我们的敌人?邪恶者与富人。我们必须处死

或放逐那些引诱人民误入歧途唯利是图的文人作家。QF

在这里,人们可以释读出罗伯斯庇尔悲剧的逻辑根源:在

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中,视资产阶级本身为“内患”;要求这场革

命成为“反”革命,革“革命”的命——反对资产阶级的资产阶

级革命;革命把“富人”与“邪恶者”并列,不仅打击财富对象,

而且打击道德对象,打击精神对象,以道德革命深化社会革

命,以道德革命禁锢文化领域内一切异己现象。

罗伯斯庇尔以己度人,以己度世界,把自身道德律令外化

为革命的客观进程。他“带球越位”,他的道德理想主义在这里

大大越位。它不仅越出了自我律令的个人之位,也越出了这场

革命所属时代这一更大的历史之位。

他是大难临头了。

五、内外禁锢——舆论划一与道德对抗

罗伯斯庇尔上台之时,正是巴黎经受革命道德清洗之际。

在革命上层,人们推举出比马拉更具道德热忱的罗伯斯

庇尔;在革命下层,人们点火焚烧一切不合道德标准的文化

“奢侈品”:烧书,烧画,烧锦旗,烧旧制度文献,烧所有从私人

住宅抄检出来的带有贵族气息的文化作品。据《导报》记载,从

1793年至1794年,不断有爱国者结队冲进国民公会底楼,自

发地进行焚书活动。浓烟时常从国民公会的各个窗户内飘逸

而出,法国议会就在这种腾腾烈焰之上,大声辩论他们的革命

进程。

1793年10月23日,一位革命前的精神贵族——主教蒂

博实在心疼这些文化精品毁于一炬,询问议会:

爱国者有什么权力烧毁这些从邻居家里抄检来的东

西,即使这些东西证明是保皇主义或封建主义的标志?

雅各宾党人约瑟夫·德·谢尼埃平静地回答说:

不是有一些被公认是伟大的共和主义者的书籍吗?

比如说,他们之中有西尼和让·雅克·卢梭。QG

卢梭的著作和思想到了这种时候,就不限于一种无形的

语言暴力了。它已与强大的群众暴力、行政暴力相结合,形成

一种公开的政教合一的政治暴力。1793年6月19日,《世界

信使报》公然载文说:“人,仅仅是政府塑造的模样。在一个民

主政体下,在一种如此纯洁的空气里,在一个如此美好的政府

下,母亲毫无生产痛苦就生下了她的孩子”。

这正是卢梭改造新人思想,从哲学推行到政治实践的关

键点。卢梭当年曾抱恨没有一个优秀的政府来塑造他所设计

的至善人性,现在轻而易举地由一家革命报纸堂皇说出,而且

正在一个革命政府的行政推动下,轻而易举地进入了社会实

践。

罗伯斯庇尔当然信奉这一主张。但是,他考虑得更为深

远。报纸虽有宣传卢梭思想的这一作用,但是报纸七嘴八舌,

有时可能争夺政府对塑造人性的社会影响。1789年8月24

日,他在三级议会上的发言曾反对限制出版自由。但是到了

1793年他显然改变了这一看法。他更相信由政府来直接塑造

人,也就是说,直接钳制舆论,在此之后,扫荡一切政府之外的

文化媒体、知识分子。6月24日先发出警报,他指出:

有一种最简单最有力的力量,能把公共舆论引入各

种主张和各色人等的混乱,这就是报纸为何在革命中总

是扮演一种重要角色的原因。

敌人在出钱收买一些作者。QH

一个月后,罗伯斯庇尔进入救国委员会。8月8日,国民

公会公布法令:“查禁所有阳奉阴违的学院、学术机构、医学机

构、艺术团体、法律机构。”8月10日起,逮捕所有“**”的

作家、记者。《巴黎新闻报》的迪罗苏瓦于8月25日被推上断

头台,这是革命法庭处死的第一个新闻记者。QI根据这个月公

布的监护者法令:民间街头报纸要么被封闭,要么成为雅各宾

派的喉舌。9月5日,在忿激派武装**要求下,国民公会决

定把恐怖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救国委员会命令:关闭法兰西剧

院,逮捕所有演员。

下一步清洗的,是司法系统。这年圣诞节,罗伯斯庇尔签

署文件,由救国委员会发至各省,仅剩无几的法理程序、科层

制过程都被废止。“加强革命,只能在一个自由的空间进行,这

就是立法者之所以要清除阻碍道路的所有事物的原因。……

到目前为止,我们清洗了不少人,但是还存在着很多有待清洗

的任务。……革命法律的智慧只有在毫无阻碍的高空飞翔,如

果增加它周围的限制,它就会逐渐停顿下来”。QJ

进入1794年春,恐怖主义呼声更加高涨。马赛军事委员

会宣称:“法律的刀刃每天都应切下一些罪恶的头颅,断头台

工作得越繁忙,共和国就越巩固。”(3月26日)处死丹东派当

日,奥布省来的议员说:“如果我们清洗了自己,我们就有权力

去清洗法兰西。我们不能让异质团体再留在共和国躯体之

内。”处死丹东派后,圣鞠斯特也催促国民公会:“消灭所有帮

派,只有这样,共和国内才能只剩下人民和你们自己”。QK

当时的国民公会形同虚设,大权已经集中在救国委员会

少数人手中。罗伯斯庇尔等人进一步实践卢梭政治哲学之真

谛:让人民的一盘散沙与最高寡头的集权直接对位,中间削平

一切社会团体。

1794年4月至5月,雅各宾派开始清洗巴黎各区的民众

团体。39个区的民众团体被迫解散。除限定每十天**两次

的区会议以外,只有雅各宾俱乐部一个组织可以自由**。雅

各宾派俱乐部经多次清洗、**,此时亦办成了官办机关,成

为政府之工具。即使如此,每逢**,讲坛上下亦派人严密监

视。

在这一清洗民间团体的过程中,最具典型意义、亦具讽刺

意义的是妇女参政命运的起落。

1789年三级会议所收到的民间陈情书中,有33份要求

改进妇女的命运。有一份称为“法兰西妇女的陈情书”写道:

“三级会议的组成,就概念来说,它既然能代表整个民族,也就

应该代表我们。可是,民族一半以上的人口却被排斥在外。先

生们,这是一个问题,而这一问题伤害的是我们这个性别。”专

门研究卢梭妇女观与妇女运动关系的西方史学家保罗·费里

兹和理查德·莫顿整理总结这批陈情书说:

妇女的陈情书虽不登大雅之堂,但正是这些陈情书

提醒人们注意,妇女是被排斥三级会议之外的。1789年

的法兰西,危机四伏,也正是妇女们提出了一个治疗药

方:卢梭的道德或伦理更新。QL

妇女对卢梭的呼唤,在革命前夕和初期的卢梭热中起了

很大推动作用。革命前半阶段的民众运动中,妇女参政权确实

大大推进了一步。包括雅各宾俱乐部在内的许多政治性俱乐

部都吸收了女性。《铁嘴报》上也不断鼓吹女权。但是,卢梭道

德理想普及之时,恰恰正是妇女重回厨房之日。

法国大革命中,轻视妇女的封建传统始终没有全部消退。

《**宣言》中的“人”,指的是“男性”,而不是“女性”。1791年

宪法中,亦将妇女划入消极公民,这种观念到了雅各宾专政时

期,不仅没有克服,反而由于卢梭幽闭妇女的理论影响,大大

增加。1793年1月25日,雅各宾党人普律多姆反对里昂妇女

组建政治俱乐部,首先发难:“里昂妇女俱乐部当她们这么做

时,是怎么考虑让·雅各·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教育年轻

女公民的那些完整章节呢?(原文如此,这些章节在该书中没

有,只出现在《致达朗贝尔——论观赏》中)……妇女俱乐部将

是家政的苦难渊源……。我们恳求里昂的那些好公民,留在家

里吧,好好照看你们的子女吧,而不是妄称什么懂得《社会契

约论》!”

有妇女代表用孟德斯鸠观点反驳他:“在亚洲,从最古老

的年代起,我们就被束缚在家务劳动中,用以配合专制统治!”

普律多姆用卢梭回敬孟德斯鸠:“有一个圣人曾经不断重

申,最好的妇女是说得最少的妇女,当他听到这番高论时,恐

怕会愁眉苦脸,顿生不快。卢梭断断不会喜欢一个妇女有如此

高超的才智。如果妇女们也加入一个俱乐部,我们可就要把我

们曾说要遵循自然、遵循理性、遵循卢梭所说的一切统统收回

了”。QM

1793年10月,雅各宾专政出现反妇女参政高潮。10月1

日,王后受审,审讯中出现污秽不堪的性侮辱和性歧视。QN10

月24日,罗兰夫人受审,31日处死。10月29日,国民公会前

出现请愿者,要求“关闭所有的妇女社团”,“因为正是这些娘

们才让法兰西受苦遭罪。”次日,阿马尔以救国委员会名义在

国民公会发言,提出三个问题,然后一一加以否定:

1、是否应允许妇女在那种特殊的社团里**?

2、妇女们能否掌握政治权力,在政府中任要职?

3、妇女们在政治生活或公共**中能否保持头脑冷静,

深思熟虑?

他的否定理由是,“公共舆论拒绝承认”,以及卢梭的理论

如此规定——“男人们创造道德统治,女人们使得美德受人爱

戴”。

经过一番辩论,接下来通过的法令是:“以任何名义建立

的妇女俱乐部、妇女公众团体,一律禁止。”12月31日,又发

布补充法令:“妇女们只有在丈夫和孩子一起出席的情况下,

才能参加社会活动。”

从此,曾热烈呼唤过卢梭道德救国主张的法兰西妇女,在

雅各宾专政时期销声匿迹。

如此清洗,制镇住国内舆论后,还有最后一笔,就是闭锁

国门,强化与外界的道德对抗。

法国大革命初期以世界主义面貌著称。它曾以宽广博大

的胸怀,接纳过欧洲各国的倾慕者和参加者。国民公会曾授予

华盛顿、潘恩、克劳茨等外国革命家以“法兰西荣誉公民”称

号,选举潘恩为法国议会的正式议员。以世界主义为号召,法

国革命甚至一度出现向外输出革命的冲动。

但是,这种世界主义和输出革命,本身就存在着道德优越

和道德泛化的底色,一旦形势逆转,同样的底色很快变幻为紧

闭国门,排斥外人,关起门来实行“道德净化”的另一面目。

1793至1794年冬天,英国作出和平试探。接受或拒绝这

一和平机会,一度成为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的争辩焦点。罗伯斯

庇尔宣称:“有必要注意英国的罪恶”。科洛·德布瓦说,在英

法两国政府间没有共同的基础,“他不想拿英国的政府与法国

的政府作比较,那就导致在所有美德的清单旁边罗列一长串

邪恶的清单。”巴雷尔宣称和平是腐败的根本动力,“君主制需

要和平,共和国需要战争精神;奴隶们需要和平,共和主义者

则需要自由的酵母。”

在牧月法令通过前几个星期,罗伯斯庇尔签署了一个报

复英国的法令:狱中的英格兰人和汉诺威人一律处死。英国随

之通过了一个对应法令。这样,双方都废止了旧时代战争规则

中不虐杀战俘的人道规定。约克公爵呼吁对双方战俘都施仁

政,罗伯斯庇尔以道德逻辑拒斥说——

自由与专制之间有什么共同点?美德与罪恶之间有

什么共同点?……

那些与专制主义作战的士兵应该得到救援,让他们

重回医院,这是可以理解的;奴隶宽待奴隶,暴君宽待暴

君,这是可以想象的。然而,一个自由人与一个暴君或暴

君的仆从相妥协,勇敢与怯懦相妥协,美德与罪恶相妥

协,这是不可想象的,也是决不可能的!SE

这就把圣鞠斯特在国王审判案中的道德逻辑,延伸到外

交事务中来了。卢梭抗英情结发展至此,雅各宾专政道德理想

国实践历程行进于此,道德逻辑不仅磁化了国内事务,而且也

磁化了国际事务。整个世界划分为道德与非道德的两个国际

阵营,意识形态纷争压倒了民族利益,法兰西政治文化的内战

风格延续到外部世界,不仅给法国人民造成长期的战争苦难,

而且给近现代国际政治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注释:

①王养冲、陈崇武选编:《罗伯斯庇尔选集》,P231。

②贝尔纳·贝罗蒂桑:《法国革命的哲学》,巴黎1956年版,

P253。

③转引自布罗姆:《卢梭和道德共和国》,P171。

④马迪厄:《法国革命史》,上卷,P219。

⑤陈崇武:《罗伯斯庇尔评传》,P124。

⑥同④,P305。

⑦《圣鞠斯特全集》,巴黎1908年版,第1卷,P396。

⑧同⑤P130—132。

⑨科班:《法国革命面面观》,纽约1968年版,P171。

DE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P136。

DF转引自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政治文化》,P191。

DG饶勒斯:《法国革命社会史》,第8卷,P10—12。

DH同上,P25。

DI《圣鞠斯特全集》,第2卷,P516—517。

DJ同上,P519。

DK同上,P509。

DL同上,P520。

DM同上,P531。

DN同上,P538。

OE《罗伯斯庇尔全集》第10卷,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P31。

OF以上大部分材料引用DF,P188、P180—181、P182、P183、

P217。

OG比昂奇:《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巴黎1928年版。

OH雨果:《九三年》。P118—125。“沙依拉”:Caira,即革命歌曲《

这办!》。

OI转引自饶勒斯:《法国革命社会史》,第4卷。P284。查卢梭论

公意的各处论述,不见以上原文。但是,德塞兹所言并未违背卢梭论公

意之要旨。卢梭此意可参见《社会契约论》第3卷第4章。

OJ转引自DF,P215—216,P220。

OK转引自巴奈:《法国革命中的卢梭》,P6029。

OL路易·高特谢克:《让·保罗·马拉》,纽约1966年版,P1927。

OM《马拉全集》,巴黎1896年版,P44。转引自布罗姆:《卢梭和道

德共和国》,P231。

ON编织妇:国民公会中的平民妇女,她们一边旁听议会辩论,一边

编织手中活计。

PEF·方纳:《托马斯·潘恩全集》,纽约1945年版,第2卷,

P556—558。

PF米涅:《法国革命史》,P179。

PG同上,P203。

PH安德烈·舍尼埃,大革命时期保皇党诗人。咏科黛诗见《舍尼埃

全集》,巴黎1958年版。P180。

PI马迪厄:《法国革命史》,P416。

PJ《罗伯斯庇尔全集》,第5卷,P17。

PK饶勒斯:《法国革命社会史》,第8卷,P258。

PL陈崇武:《罗伯斯庇尔评传》,P151。

PM《罗伯斯庇尔全集》第10卷,P65。

PN第一道逮捕令是7月29日发出的,逮捕令总数是75项。数据

出自陈崇武先生在《罗伯斯庇尔评传》中的考证,见该书P152至153。

QE瓦尔特:《罗伯斯庇尔》,P370。

QF饶勒斯:《法国革命社会史》,第8卷,P125。

QG同③,P220—221。西尼(AllgeronSydney1622—16

83),英国

政论家,曾参加英国革命,独立派领袖之一,复辟时被处决,着有《论政

府》。

QH《罗伯斯庇尔全集》第10卷,P503。

QI吉尔克里斯特、玛瑞合著:《法国革命中的出版界》,伦敦1971

年版,P12。

QJJBMB汤姆逊编:《法国革命文件集(1789—1794)》,牛津1948

年版,P275—277。

QK《圣鞠斯特全集》第2卷,P372。

QL保罗·费里兹、理查顿·莫顿:“卢梭性观念的革命化”,载《18

世纪的妇女及其问题论文集》,特累顿、萨拉索塔1976年版。

QM里奥波德·拉科:《法国革命中的三个女性》,巴黎1971版,

P15—158。

QN参见茨威格:《断头艳后》,P448—459。

SE《罗伯斯庇尔全集》第10卷,P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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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从雅各宾派到雅各宾专政: 道德理想国的实践历程 一、道德法庭——统治合法性的转移 二、道德救赎——重组市民社会 三、语言磁化——革命之道德魔力 四、道德越位——罗伯斯庇尔悲剧之发生 五、内外禁锢——舆论划一与道德对抗 什么是支持和推动这个政府的主要 动力呢?是美德。我指的是公共美德,这 种美德曾在希腊和罗马创造过许多奇 迹,它将会在共和主义的法国创造出更 加惊人的奇迹。① ——罗伯斯庇尔 1793年6月,雅各宾派正式执政。 这是前期革命的延续,又是前期革命的断裂。所谓延续, 即谓在此之前,卢梭思想的影响已渗透法国的政治生活和社 会生活,弥散于四方的卢梭幽灵正在向一个焦点辐凑;所谓断 裂,即指雅各宾派执政后,突出实践卢梭的道德理想,尽可能 排除先前与之共存的其它革命成份、革命要求,1793年至 1794年的法国革命逐渐出现道德革命的一元独断面貌。 一、道德法庭——统治合法性的转移 革命被两种冲突的成份撕裂。用法国史学家贝尔纳·克 罗蒂桑的话来说:
一个倾向于整体主义,一个倾向于个**力。一个追 求按照**宣言捍卫个人的不可侵犯性,另一个追求建 立一个超个人的国家,成为公民的至高无上的实体。后一 种追求,就来源于卢梭的著作②。 后一种革命追求,要求建立新的统治合法性——道德合 法性,用以取代先前所追求的法理合法性。这就意味着波旁王 朝传统型统治崩溃以后,取而代之的统治将暂时不是法理型 统治,而是奇理斯玛型统治。 这一合法性转移在雅各宾执政前即已悄悄开始。初见端 倪者,是1792年的9月屠杀事件。 1792年9月2日至5日,巴黎市民在前线告急、后方空 虚的恐慌气氛中,害怕监狱在押犯及嫌疑犯暴动,自发组成私 刑队伍,冲进各监狱杀人。在未有任何司法程序审判的情况 下,处死1,100多名囚犯,包括许多教士。这一事件是否合法? 议会辩论时,议员普遍承认,这一行动难以寻证司法合法性。 然而,群众的“直接干预”又不能不得到批准,哪怕是事后批 准。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布列坦尼的一个议员说: 不,我不怜悯他们,那些狂热的教士。他们对祖国做 的
坏事太多了。我重复一遍:少数人总是有罪的。尽管从 权力上说,他们有法律保护③。 这就提供了一种新的逻辑:少数人总是有罪,居于人类中 的少数这一事实本身,就是邪恶的证据,邪恶者不受法律保 护。 内政大臣罗兰于事变当天写信给议会,显然接受了这一 逻辑。他用道德正义来为屠杀行为辩护:“我知道**复虽 属可怕,但仍有相当的正义”④。 罗伯斯庇尔11月5日在议会中发言,打断议会中有关司 法合法性的辩论:“让我们为更令人激动的灾难掉些眼泪吧! 几乎仅仅为自由的敌人叹息,我认为这种情感是可疑的”。⑤ 这种高调逻辑,即为罗伯斯庇尔的“语言魔力”,以后曾反 复出现。高调逻辑的作用在于,每当政治进程遭遇制度安排的 技术性困难,它总能从高处奔泻而下,以道德激情冲破障碍, 以政治上的道德判断转换政治上的技术讨论。高调逻辑作用 频繁,则意味着法律权威岌岌可危。一种新的合法性理论迟早 要在法理权威之旁抬头,并取而代之。 如果说9月屠杀案的道德合法性,尚属事后批准,那么在 两个月后的国王审判案中,则可以看到道
德合法性与法理合 法性的当场辩论。到这个时候,道德合法性已不是事后批准, 而是从后台走上前台,公开论证非程序化、非理性化的“正义” 行动了。 92年11月13日,议会进入辩论,国王是否能够受审?这 一问题又遭遇司法障碍。按照1791年宪法规定,国王不受审 判,但是,革命若须深入,则国王又不能不审判。这种两难局面 使议会陷于胶着状态。一个议员叫道:“难道让我们到旁的行 星上去找裁判官吗?”⑥ 12月27日,圣鞠斯特发言,突发惊人之语,把这一问题 从司法范围一下子转移到道德范围来讨论; 纯洁是人民的基本天性,罪恶是人民之敌不可避免 的污迹。 国王的辩护士们,你们要为他做什么?如果他是纯 洁的,那末人民就是罪恶的⑦! 这样尖锐、逼仄的善恶对立,使得议会只能在善、恶两元 中选择“善”,而不是在合法、非法中选择“合法”。法律陷于尴 尬,新的合法资源——道德,在法理尴尬中堂皇升起。如同他 所崇拜的卢梭一样,圣鞠斯特在这场司法困窘中,是以语言转 换来摆脱危机,把司法逻辑换算为道德逻辑,一
冲而过,冲破 了这场折磨众多议员的合法性危机。 罗伯斯庇尔的立场更彻底,他要求的不仅仅是道德审判。 他推动议员们道德原点,而不是面对司法程序来考虑问题,甚 至回复到国王和人民在缔结社会契约前的自然状态来考虑问 题,以道德法庭来处死国王,而不是审判国王。因此,他的理论 向着先验原理升华了一大步,他的要求则向着激进主张大大 跨进了一步。卢梭之论辩风格在他的下述发言中发挥得淋漓 尽致: 公民们,大会不知不觉地离开了问题的本质。在这里 没有什么提出诉讼的理由。……你们的任务不是对某人 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而是采取拯救社会的措施,起到 国民先知的作用…… 在自然法庭里所进行的这一巨大诉讼案,犯罪和善 行之间、自由与暴政之间的诉讼案,最终的裁决将有利于 犯罪和暴政。 人民的审判不同于法庭的审判,他们不作判决,他们 像闪电一样地予以打击;他们不裁判国王,他们把国王化 为乌有。 路易应该死,因为祖国需要生。⑧(着重号为本书作 者所加) 据陈崇武先生考证,“罗伯斯庇尔的这次演说
非常成功。 大厅里的听众像被魔法缠住了一样,寂静无声。当他的演说结 束时,突然掌声雷动”。罗伯斯庇尔的演说通常都具有这种效 果。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魔法”?科班在《法国革命面面观》中 评论此事,对这一“魔法”的后果说得很准确:“国王受审并处 死一案,开启了一个先例:从此,出现了一系列政治性的审判 和指控,在这些审判和指控中,所有司法公正的观念统统废黜 了”。⑨ 问题并不在于国王是否应该受审或处死。极而言之,诚如 罗伯斯庇尔所言——“路易应该死,因为人民需要生”,能否既 让路易死,又让法理权威活呢?换言之,当法律程序发生障碍 时,能否通过修改具体法律程序的手段,既适应情境逻辑的需 要,又维护整个法理系统的尊严,而不是“不作判决,像闪电一 样地予以打击”?法国人似乎不习惯这样的思路。与此相对, 美国人则擅长于修宪的补充手段,一部成文宪法不变,却后缀 有200多次补充条款;英国人则连成文宪法也没有,却通过尊 重前案惯例之习惯,有效维护了法理之尊严。按照法国革命的 逻辑,美国人既有200多次补充
条款,即应有200多次宪法危 机;英国人连宪法都没有,则更应该不断起义。这样“闪电式打 击”的政治思维实在是太危险了,无怪法国著名史学家勒费弗 尔悲叹:“司法权的次要地位和立法权的纯代表性,这是法国 公法中两项永不变更的原则。”DE 如此辩论之结果,罗伯斯庇尔获胜,一方面是“国王化为 乌有”,另一方面则是“法理化为乌有”。自然状态战胜了司法 程序,道德法庭战胜了理性法庭,启蒙运动积三代人努力筑起 的反对宗教法庭的理性堤坝,在道德良知的滔滔雄辩中化为 乌有。国王审判及国王之死,再好不过地说明法国革命前期追 求理性统治的努力归于失败。道德动员取代理性权威,奇理斯 玛式的道德统治升出了地平线。 二、道德救赎——重组市民社会 奇理斯玛升出了地平线。这是一次辉煌的日出吗?在它 化为日落之前,确实是。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说:“在法国革 命最初的几年里,社会固有的那种自我神话或创造神明的倾 向空前显著地表现了出来。这种宗教有自己的殉道者和传道 者,深深感化了广大群众,最终还产生了一些伟大的事物”。D
F 道德救赎之扩张,当务之急是观念先行,倒果为因,把塑 造道德新人的教育革命放在首位。1793年6月23日,雅各宾 执政的第一个月,即公布教育体制改革的法令。 围绕着塑造新人和教改方案,国民公会展开了激烈辩论。 雅各宾党人俾约·瓦伦出版了一本《共和主义基础知识》 的小册子,提出革命者必须承担起“提高人民道德”的责任,国 家必须代替父权,抓起年轻一代的教育。否则,“你们必将失去 年轻的一代”。他盛赞斯巴达教育“是转向道德的一个明显例 证,这一例证说明,从腐败道德向简朴道德的转化能够进行, 而且要比败坏一颗正常心灵更容易、更迅速。人们如何能够怀 疑,人生来就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天性,倾向于追求并崇尚美 德?” 孔多塞,杰出的数学家,百科全书派当时仅存的一个活着 的成员,也提出了一个教改计划,却遭到雅各宾派议员迪朗· 马来纳的讽刺。后者说孔多塞的这一计划是推行百科全书派 的唯物主义、非道德主义和无神论,而不是追随卢梭的教诲。 迪朗·马来纳的发言又遭到百科全书派的崇拜者雅科· 杜邦的反驳:“
迪朗·马来纳竟敢在8月10日以后重复那位 日内瓦哲学家的怀疑和谬论。那位哲学家说什么科学与艺术 败坏了道德。我请问迪朗·马来纳先生,所谓道德的败坏,说 得如此夸张,以致人们如果按照我们的批评家的看法,是否要 考虑一下,应该把道德和诚实马上从这块自由的土地上驱逐 出境?迪朗·马来纳主张限制人的理性,甚至追随专制者的榜 样,限定人的思想和能力,而不是让人的思想和能力在共和制 度下,进入所有方面,探索所有可能的方式,以扩展人的领域, 这种主张实在是太荒谬了”DG。 杜邦攻击卢梭,当然不为雅各宾派所容。国民公会拒绝了 杜邦意见,将雅各宾一派的佩蒂埃所提出的教改方案提上了 议事日程。佩蒂埃的方案充满道德理想:“所有的孩子都从父 亲身边领走,交由国家教育:教育免费;男孩从5岁到11岁, 女孩从5岁到12岁,穿同样的衣服,受同样的教育;饮食菜谱 有严格规定,禁绝酒和肉类;他们必须割掉与家庭的联系,形 成新的人种,爱劳动,有规范,守纪律;他们形成一道不可逾越 的屏障,与我们已经腐烂的那一部分人类隔离开来。”
DH 有人指责上述方案是“乌托邦”,佩蒂埃的兄弟费里克斯 大声争辩说:“乌托邦?他们如此贬低柏拉图和托马斯·莫尔 的高尚思想?” 与此同时,圣鞠斯特提出了一份更为彻底的方案,勾画了 一幅完美的民粹主义社会蓝图。 佩蒂埃的方案仅仅规划了孩子从5岁到11岁或12岁的 教育。接下来的岁月怎么办呢?或者说,共和国如何规划成年 人的道德生活呢?圣鞠斯特写有《共和主义制度》一书,回答了 这一问题。在这本小册子里,最重要的是这三大方面:教育,道 德监护官和抚养与继承,至于经济和政治则从属于道德问题。 他比佩蒂埃更为彻底之处在于: 母亲抚养孩子,5岁而止。在此之后,孩子交给共和 国,直至老死;那种从未哺育过孩子的母亲,在祖国看来, 已不能作为母亲而存在;孩子5岁后进学校,只能穿布 衣,吃蔬菜、水果,只能饮水,不能喝酒;每晚在地席上睡 八小时;他们得学习阅读,写作和游泳,最重要的是他们 必须学会坚强;他们将被教育成热爱沉默,厌弃聒絮,他 们只学一些简约的词汇; 从10岁到16岁,孩子的教育是
军事和农艺;逢收获 季节则要下乡支援农业; 从16岁到20岁,孩子们必须学会一门精湛的工业 技术或农艺技术。20岁至25岁,他们必须去服兵役,为 祖国而战……。DI 以上所说都是男孩。至于女孩,圣鞠斯特只用两句话就打 发了:女孩归母方家庭抚养;一过10岁,她们没有父母或其它 监护人的陪同,则不能在公开场合露面。“每一个人到了25 岁,就必须到神庙里去,向众人宣布他的朋友是哪些人。这一 宣布必须在每年的风月里更新一次。(如果一个人与朋友断 交,他必须向众人说明理由,否则当受惩罚!”) 卢梭生前所设想的透明社会,也就不过如此?还有甚者: “如果一个人犯了罪,他的朋友也应受惩。因为他朋友不知情, 等于说这个朋友在友谊中不受信任,也就是说,这个人没有朋 友了,因此,他必须受惩”DJ。 这岂不是一种连坐法?但圣鞠斯特之初衷却是,当着瓦解 家庭联系的时候,应该代之以公民之间紧密的道德联系,以此 奠定新型道德国家的社会基础。为了维持民族的道德联系,还 必须对外国人保持警惕:“正是外来者,一代又
一代地引导我 们走向他们的目标;外国影响造成了叛国者,使得邪恶受到尊 崇,美德受到蔑视;他们使我们不得安宁”!DK 最后,在这个民粹主义道德理想国中,还要选举道德模 范,设立道德监护: 在每一场革命中,都需要有独裁者来拯救国家,监护 者来拯救道德;DL 监护者从年满60岁的男性公民中选出。他们在每年 的老人节那天去神庙朝拜,让众人评议。如无非议,他就 可以佩上白色值星带,标志他已当选,从此履行对美德的 监护职责; 这些佩戴白色值星带的监护者要维护神庙里的烛火 长明不灭,重点监督对象是那些官员、军官和议员代表的 道德行为。这些人一旦被发现腐败行为,立刻从高位上撤 换下来。监护者要使人敬畏,在公共场合,他们通常是缄 默不语,这是一条禁令,任何人不得违反。DM 热月**后,在圣鞠斯特的文件堆里发现有一个法令提 纲,宣布建立监护者阶级。圣鞠斯特写道:“救国委员会责成我 来宣布下列法令:在法兰西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建立监护人 ……监护制作用于政府,决不能作用于不可腐蚀的人民 ……
”DN 该法令几乎逐字不漏地抄录了他在《共和主义制度》中的 那些狂热设想。至此,似应承认,雅各宾派并不仅仅崇信行政 权力改造市民社会的威力。他们不也有权力制约意识?只是 他们所设计的权力制约,原来是以道德监督权力,而不是以权 力制约权力。 在这场教改大辩伦——实际上也是再造新人重组市民社 会的大辩论中,罗伯斯庇尔态度如何? 1793年7月13日,也就是与圣鞠斯特写作上述小册子 的日期同时,罗伯斯庇尔从费里克斯那儿接过佩蒂埃的方案, 略加修改后,作为他的提议,向国民公会提出。他的演说词是 这样开头的: 国民公会给历史将留下三项足堪纪念的伟业:宪法、 市民法典和公共教育。 征服和胜利的荣耀只不过是过眼烟云。只有美好的 制度能够长存,并且德化所有的民族。 我承认,直到目前为止,人们所议论的东西并不符合 我长久以来的一个理想:要建立一个完整的教育计划。我 已经领受了一套庞大的思想体系,并且考虑过究竟是在 哪一关键点上,人类被我们旧的社会制度的罪恶所腐蚀。 我确信,必须来一次全
盘更新。如果让我以这种方式来表 达我的意见,那就是:创造一种全新的人! 罗伯斯庇尔把制度和教育作了区分,教育作为观念先行, 优先于制度建设: 教育联系每一个人,并且泽被天下。然而,现在却被 人们忽视了。 就我而言,我坚信,我们在确立一种制度以前,必须 确立这种制度的基础。制度只能播益于少数人,教育却能 播益于所有人。OE 着重号是我加的。很显然,那套庞大的教育体系领受于卢 梭。人类被社会罪恶所腐蚀,必须全盘更新社会制度等,也非 卢梭莫属。更重要的是,卢梭“倒果为因,观点先行”的危险观 点,在这里开始进入了实践层面。 这场旷日持久的教育改革重塑新人的辩论,幸亏被战争 危机所打断。但是,雅各宾派执意贯彻卢梭教化新人哲学主张 的热忱,却未中断。在危机年代里,他们抓紧了另一方面的教 化——对于既成年人的教化。 1793年,国民公会成立“国民教育委员会”,面向社会成 人,以新的教化手段推进法兰西社会再生的伟大工程。新人教 化全面铺开,是一幅极其宏伟的社会改造图景: 1、共和历。
与民更始,启新正朔,历来是各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必然 现象。但是,雅各宾派超越了一般统治者在这种时候的狭隘眼 界。他们以全民族甚至全人类的代表面目出现,从最原始的时 间概念开始,启发人类自然状态,从中吸取道德能源。1793年 10月5日出台的共和新历,就打上了这一鲜明的自然与美德 的烙印。 新历完全顺应自然秩序,每三个月为一个自然季节。12 个月的月名废弃罗马诸神的名字,而是随当月的自然物候命 名:葡月、雾月、霜月、雪月、风月、芽月、花月、牧月、获月、热 月、果月。每月30天,每年多余5天最初被定名为“无套裤 日”,后来又分别定为“才智节”、“劳动节”、“美德节”、“舆论 节”和“报酬节”。 饶有趣味的是,共和历比共和宪法还要持久。法国革命全 过程共有5部宪法,每部宪法都很短命。而共和历一经启用, 则延续12年之久,而且在革命后还常被人们重新采纳。如 1848年革命中,志士仁人称他们的斗争为“共和五十六年革 命”;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社员们使用的是“共和七十九年” 的年号,甚
至进入20世纪后,1968年的“五月风暴”,还曾激 起人们对共和历的怀旧情绪。法兰西政治文化于大革命时期 形成的战斗风格,在法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此可略见一斑。 2、文艺和演出。 1794年5月16日,救国委员会曾专门颁布法令,号召文 学家大写革命的主旋律。据统计,十年革命中所产生的革命歌 曲多达3,000多首。流传较广的有《马赛曲》、《出征歌》、《就这 么办》等。戏剧方面,巴黎剧院从卢梭时代的3座,一度激增至 近50座。1793年8月2日,国民公会下令,在巴黎市府指定 的一些剧院,必须每周上演三次描写布鲁图斯、威廉·泰尔的 悲剧,或其他表现革命题材的剧目;其中可由国家负担一次演 出费用,戏票免费发放,时间规定在下午5:30至9点之间,以 方便劳动者。当时有议员认为只要看过《布鲁图斯》一剧,人人 心脉贲张,都会成为刺杀暴君的壮士。据统计,革命时期共创 作和上演的戏剧达2,000余部。政府还曾试图创造一种类似 于中国街头活报剧那样的政治性鼓动剧,每逢节日庆典,就在 广场上演出,以此烘托和强化革
命气氛。 与此同时,不破不立。在雅各宾派最终禁绝戏剧以前, 1793年8月2日的法令已规定,不得上演败坏道德和宣扬王 权迷信的旧戏、坏戏。政府成立的专门审查剧目的委员会多达 12个,它们在两个月内就查禁了150部戏剧,其中33部被禁 演,25部被勒令修改。1794年5月,拉辛和高乃依的古典风格 作品被查禁。其他如谢尼埃这样最著名的革命剧作家,他创作 的《蒂投莱昂》等作品,也因一两句台词被认为有**意味 而被撤消。 3、图书和文物。 雅各宾派真诚地希望图书和文物能为全民所用。1793年 6月曾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图书、档案、博物馆事业。1793年10 月法令曾规定,“有价值、可运送的文物古迹,若带有违禁内 容,清除起来可能造成损害者,得送交邻近的博物馆,以便作 为国民教育的材料而妥加保存。”国民公会规定一切博物馆向 人民免费开放,从而使各种艺术遗产第一次成为人民的财富。 名闻遐迩的卢孚宫,就是在雅各宾执政的1793年6月,第一 次向平民大众开放的。 与此同时,革命者的道德审视也未放过对
图书、文物和艺 术品的检查。1793年6月,让·邦·安德烈就这样说过:“给 人类带来幸福的并非科学,而是道德。如果我们真想成为共和 主义者,我们就必须至少忘却一半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当时, 民间已出现焚书运动,在国民公会引起激烈辩论。国民公会一 度通过一些关于保护图书的法令。但是一部分激进人士还是 要求从严审查书目,以免漏过“毒草”。国家书志署署长多梅格 打报告给国民公会,要求“用革命的解剖刀审查庞大书库,割 去图书躯体中发生坏疽的部分”。 4、国民节日和人民大**。 卢梭生前曾在给科西嘉、波兰的立法建议中,多次提出执 政者应有意识地创造大众节日文化,以凝聚民族向心力,激扬 道德理想。对此,雅各宾派的创造能力,可能已臻世界历史中 同类活动的巅峰程度。1793年12月关于组织国民教育的法 令中,全国和地方性的节日与公民会议、剧场、军事演习等一 起让列入“国民教育第一阶段”的内容。当时全国性的重大节 日有: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1790年联盟节、1792年 8月10日**王权、1
793年1月21日处死国王、1793年5 月31日**吉论特派等周年纪念庆典。此外还有36个每隔 十天举行一次的全国性节日聚会,反复激发人民的理想精神, 几乎达到十天一大庆、五天一小庆的频繁密度。 节庆的主题设计罗伯斯庇尔都亲自过问,具体实施由大 卫安排,颂歌多由谢尼埃作词、戈塞克谱曲。节庆活动通常都 设计成人民大**,人人都必须参加,并必须按照行业、性别、 年龄排成行列,井然有序地通过广场。1794年6月8日罗伯 斯庇尔主持的“最高主宰教”开教大典,是所有这类活动中最 盛大的一次。广场上堆起巨大的假山,假山下50万人盛装游 行,五彩缤纷的仪仗,狂欢忘情的呼喊,使任何一个参加者、目 击者终身难忘。 5、日常生活的革命化。 1793年,进入巴黎任何一个普通市民家庭,你会发现革 命如强大电流已经击穿各个家庭壁垒,使人们的世俗生活发 生了奇迹般的变化。首先起来迎客的一个孩子,可能已不叫让 ·皮埃尔、玛丽这类取自法国传统的宗教名字,而是叫着“马 拉、布鲁图斯、卢梭、自由、平等、山岳”这类革命化
的名字。在 父亲的鼻烟壶上你可能会看到一句口号:“为国家而死,无上 光荣”,在母亲的梳妆镜上,你会发现另一句口号:“我们情同 手足,祖国永存”。一家人再穷,墙上总有大幅革命宣传画,神 龛里也会摆上一尊廉价的革命先烈石膏像。一家人全戴小红 帽,忙进忙出,奔走革命。偶尔坐下来玩一圈棋牌乐,那上面也 充满了激动人心的革命符号:“国王”改成必须“将”之的暴君, “王后”改成女公民特鲁瓦涅,“王子”改成无套裤汉,四张老 “K”画的是布鲁图斯、卡通、梭伦和卢梭四大古今贤人,四张 “Q”牌则是审慎、联盟、正义和力量这四大道德符号OF…… 形形色色的新生事物,还可以再举出一些。早在中国文化 革命开始前173年,1793年的法兰西人已经尝试过一次文化 革命。法国当代史学家比昂奇论述1793年历史的专著,即以 《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命名。OG谁也不能怀疑,共和二年的文 化革命——法兰西社会道德重建的伟大工程,在雅各宾派不 遗余力推广下,在卢梭思想指引下,确曾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 响应,取得了暂时的然而确实是辉煌的
成功。雨果回顾1793 年的巴黎街景,曾有一段极其生动的纪实描述,也许比历史学 家的笔触更精彩,更传神: 人们过着露天的生活;妇女们坐在教堂的石阶上一 边制造纱布一边唱着“马赛曲”。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有正 在紧张开工的兵器工场,路人都鼓掌欢呼,到处只听见 人人在说:“忍耐些,我们是在革命时期。”人们英勇地微 笑; 巴黎仿佛到处在搬家,古董店里堆满了王冠、法冠、 王杖、百合花徽。这就是被**了的专制政体的残余; 这个在摊子上补抹子的是一位伯爵夫人,那个女裁 缝是一位侯爵夫人,布佛莱夫人住在一间顶楼里,她在 顶楼里可以望见她以前的大厦;还有吴朗,他自己取名 为“八月十日”,每逢断头台杀人他从未错过,他跟在死 囚的车子后面走,他说这是去参加“红色的弥撒”…… 到处都是报纸,各区的旗帜你来我往,所有的墙上 都贴满了标语。旗子上写着“只有心灵的高尚,没有高贵 的阶级”,标语上写着一共和国万岁,小孩子咬音不准地 唱着“沙依拉!”OH 卢梭盗火,法兰西人传薪;卢梭点火,法兰西人引爆。179
3 至1794的短暂岁月里,法兰西人对世俗文明的救赎热情,如 石破天惊,冲天而起。这是不是一次辉煌的日出?黑格尔说, 是。康德说,是。歌德还说,是!迄今为止,它在人文世界造成 的震荡,只有另一次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行为才能匹配:20 世纪的热核爆炸。1793年那摄人心魄的冲天火焰,使后世所 有的理想主义在全球各个角落缅怀不已,心魂激荡;它所造成 的辐射、污染亦如漫天尘埃,至今未能落定。1793年的法兰西 人,她是历史学家、哲学家,经久不息的争论话题! 三、语言磁化——革命之道德魔力 法兰西人凌空蹈虚,高路入云,进入了卢梭式的道德境 界。他们进入了道德境界,道德则磁化了他们的符号世界。政 治斗争成为一场道德语言的竞技场,政治话语成为道德磁化 的首选对象。当政治词汇的中立性被道德磁波击穿,政治生活 的残酷性距离宗教生活的排它性也就不远了。 早在那场国王审判案中,圣鞠斯特就曾使用话语转换战 术成功地打破了当时的司法障碍。罗伯斯庇尔的发言也特别 具有“魔力”,使得在场的赞同者与反对者一起进入“着
魔”状 态,同时鼓起掌来。这一“魔力”,就是道德语言的催眠“魔力”。 入“魔力”者又何止那些投票的议员?国王的法律辩护人德塞 兹,甚至国王本人,竟也使用起卢梭式的道德语言!请看当时 德塞兹在现场的这段陈词: 职责所在,我读过让·雅各·卢梭的这些论述:“无 论是公布的法律,还是宣读的判决,都不可能代表公意, 因为公意之所以为公意,就是因为它从不针对某一具体 个人或某一具体行动”。这就是路易刚才在栏杆前所说 的话,这也是卢梭所说的话。OI 由此可见,国王受审及处死一案,既是道德合法性取代法 理合法性的开始,也是斗争的双方同时接受道德语言的开始。 1793年10月31日,国民公会公布法令,强制通过在全 国范围内废止带有贵族色彩的“您”这一称呼,代之以富有民 粹平等气息的“你”。同年12月12日《导报》载文呼吁:“每一 件事物,即使语言,也必须按照共和制度来重新塑造。”从此, 强制与自发并举,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法兰西语言符号的道 德改造运动: 1、人名道德化:在1793年9月或在此以前,
取革命名字 的新生儿在数量上不超过总数3%。然而到了1794年,这一 百分比在大众参预高涨地区骤然上升,最高达60%,最低亦 达25%。从家长社会成份看,也同样能感受到底层社会对于 新生儿命名革命化、道德化的浓烈兴趣。在科尔贝依地区,这 些家长的三分之一是农业工人,而在凡尔赛地区则大多是鞋 匠、锁匠、小商贩和自由职业者。 地名革命化:1793年夏秋时分,改地名活动进入高潮。为 数3,000以上的市镇一夜易名,如凡尔赛改为“自由摇篮”,沙 多一梯也里改为“马恩河畔的平等”。有些市镇虽沿用旧名,但 加之以“人民”一词。还有一些市镇,通过在自己的名称中加入 “山岳”的字眼,以表示对山岳派的拥护。其它如长矛—沙波、 自由—小红帽、阿恩—无套裤汉、无套裤汉港,等等。不曾改名 的市镇仍占绝大多数,约有37,000个,但以同样方式修改了 属下的街区名称。 2、语言全国统一化:革命初期,全国2,600万人口中有 1,200万人不懂或不能正确使用法语,方言达30多种。有议 员说:“我们在语言方面如置身于
巴比伦之塔”,语言障碍了巴 黎的革命向全国扩展。1794年1月27日,救国委员会发言人 巴雷尔宣布废除一切方言。他把语言统一提高到如此高度: “在民主国度,听任公民不懂民族语言从而不能监督政府,无 异于卖国。曾光荣地表达过《**宣言》的法语,理应成为全体 法国人的语言。共同的语言是沟通思想的工具,是最有效的革 命因素,我们必须把它交给人民。” 3、语言风格平民化:就在法语挟革命之势从巴黎向全国 城乡统一化推广的同时,法语在巴黎却在迅速地粗俗化、平民 化。大众政治参预的爆炸,不可避免地产生大众语言的参预爆 炸。自路易十四以来,法语逐渐成为欧洲的上层用语,以优雅 典丽著称。但在这一急风暴雨的时代显然不敷众用。大批村 野俚语以语言风暴之势,猛烈冲击旧法语“雅致的铁箍”。报纸 上粗话满篇,如《杜歇尔老爹报》上形容王后的这段用语: 这只奥地利母大虫到处被人们看作法国最无耻的婊 子。人们公开指责她在烂泥中和仆人滚在一起,很难指明 创造了那些出自她那皱褶重重的肚子的畸形、驼背、患坏 疽病的早产儿的是
哪一位粗汉。OJ 在这场语言风暴中,最有贡献者,是这些街头道德的语言 喷泉——民办报纸。我们以当时销路最好的《铁嘴报》为例。 《铁嘴报》创始人修道院院长福什和邦内微尔,受卢梭《社 会契约论》第四卷第七章启发,他们认为,公共舆论的作用能 保持道德。两人突发奇想,在巴黎通往法兰西大剧院的街道上 树起了一个装有铁嘴的信箱,承接民众来信、建议、检举、揭 发,综合为一张报纸,名曰《铁嘴》。他们写道:“在长期沉思卢 梭和马布利的著作之后,人民确实需要一张‘铁嘴’来表达他 们的观点,我们决定在全国每一个地区都建立一张‘铁嘴’” (《铁嘴报》1790年10月号)。 《铁嘴报》一度十分兴旺。他们时常在报头上刊登卢梭语 录,发表民众学习卢梭教义的心得体会,或按照卢梭教义抨击 时政的文章。1790年10月号那一期的另外两篇文章,一封是 一个犹太人来信抗议人头税,说人头税人人都得交纳,太不合 理,“只有耶稣和卢梭除外”;另一封是一个母亲的来信,叙述 她如何按照《爱弥儿》教育孩子,说她和儿子整天玩在一起,从 不
操心一点财产问题”,她儿子极其简朴,“白天的衣服就是夜 晚的被褥,到现在也不会猜疑任何一件事情”,云云。 卢梭思想普及到这一地步,以致革命与**双方都在 援引卢梭语言,颇似我国文革时期的语录仗。当时法国人麦克 东纳写有一本《卢梭与贵族》的小册子,即注意到这一语言现 象: 革命与贵族都援引卢梭的权威作为头条理由,这不 是因为卢梭的政治著作,而是因为卢梭神话已经成为受 教育阶层共同思想背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新 统治者与卢梭崇拜之间有着官方的合法联系,另一方 面,许多人则分别援用卢梭的权威或支持或反对统治 者。比如,罗伯斯庇尔所接受的卢梭影响显然超过其他 革命领袖。他和圣鞠斯特都是卢梭的崇拜者,救国委员 会里的其他成员也经常引用卢梭的名字OK。 卢梭成了人民的“铁嘴”,“铁嘴”则成为语言暴力的绝好 象征。道德逻辑的独断性,之所以能够取代政治逻辑的兼容 性,首先在于它获得了语言暴力。雨果长叹:“从人嘴这个火山 口发射出来的一切熔岩,最为凶猛地吞食掉人类的一切幸 福。” 20
世纪语言哲学揭示,语言具有软性暴力的作用,它在 表述人类思维的同时悄悄扼杀人类思维,故而出现这一语言 悖论:“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历史学家可以作 证,早在这句警言被发现前200年,法国革命已经出现了这样 的语言环境:“不是我们说卢梭,而是卢梭说我们。”人们走不 出卢梭语言之幕,犹如走不出自己的皮肤。人们即使以援引卢 梭来扼杀论敌,本身的语言—思维主体已在援引中被扼杀了 一次。更多的政治异议者,在走上断头台以前,已经被语言暴 力杀死了。 四、道德越位——罗伯斯庇尔悲剧之发生 政治语言的道德磁化,势必进一步要求政治规则的道德 转换。摩尼教式的原教旨主义热情藉此进入政治生活:光明与 黑暗不能并存,正义与邪恶不能兼容。政治斗争在教赎热情中 转化为残酷的宗教斗争,道德理想流露出道德嗜血的肃杀之 气。 1792年以后,马拉出现“奇理斯玛”特征。他生前狂热崇 拜卢梭,声称自己“可能是卢梭之后唯一的作家”。他的两部小 说——《青年伯爵巴洛夫斯基历险记》和《波兰信札》——都是 《新爱
洛琦丝》的模仿之作。OL他说,他乐意被人称为“一个脾 气暴躁的疯子”,因为这一称号正是“那群百科全书派的江湖 骗子赠予《社会契约论》作者的恶谥”。OM他是“广场短路”的天 才,在街头政治中如鱼得水。他的道德语言在无套裤汉、编织 妇ON中具有呼风唤雨的巫术功能。 在国王审判案中,圣鞠斯特冷静,罗伯斯庇尔能辩,马拉 则如雄狮般狂吼。他曾数度打断潘恩的发言,跳到走廊上攘臂 怒号,并威胁潘恩的译员,不许他朗读潘恩的讲演辞。PE 他比罗伯斯庇尔更大胆、更炽热,因而生前也更得底层群 众之崇拜。他要求模仿当年古罗马演说家每天说一句“必须消 灭迦太基”,在雅各宾俱乐部也派专人每天到讲坛上说一句: “必须消灭阴谋家!”他的语言充满道德自信:“嗯!谁能反对我 们?真理、正义、贫穷、道德是在我们这一边的。有了这些武器, 雅各宾派不久就可以这样说:我们一到,他们就不存在了”。PF 1792年2月,马拉在《人民之友报》上一再宣传抢劫某些 商人作为示范行动。后来果然发生抢劫,国民公会决定控诉马 拉。但是激辩之后,马拉胜
诉,道德威望更加高涨。从国民公 会回来的路上,无套裤汉和编织妇们把他举过头顶,一路欢 呼。 1793年5月30日**吉论特派统治,起义初获胜利时, 包围议会的群众听到要求已经满足,自动散去。6月2日,马 拉来到巴黎市政厅,要求进一步控告吉伦特派议员以及议会 中其他“卖国贼和政治家,把起义再推一步,从针对吉伦特派 统治激化至针对吉伦特派个人”,为此,他又一次发动“广场短 路”,亲自走上钟楼敲起警钟,唤来8万民众,163门大炮。国 民公会——法国宪政体制名存实亡,雅各宾派执政,即法国革 命的“最高阶段”,就是在马拉亲自发动的“广场短路”,马拉亲 手敲响的广场钟声中开始的。 两个月后,即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两周年纪念日前 夜,马拉被少女科黛刺死。这一事件促使双方都表现出更加强 烈的道德逻辑和道德情绪。 夏洛特·科黛首先被称颂为道德英雄,圣女贞德式的人 物。科黛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被人广为传诵:“我是为了拯救十 万人而杀了一个人,我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杀了大恶人,为了 使我的国家安宁而杀了
一头野兽”。PG安德烈·舍尼埃为她作 了一首颂歌: 啊,美德! 你是一把短剑, 你神圣的尖刃 是大地唯一的希望。PH 与此同时在另一方,也掀起了道德狂潮。马拉生前活跃于 广场,临终被刺于浴缸,死后心脏悬挂于雅各宾俱乐部大堂, 成为圣物——“美德的象征”,国民公会也树起了他的半身胸 像。在众多公共场合,民众聚会,发出报仇的呼喊。忿激派起 而竞争马拉人民之友继承者的称号。雅克·鲁三天后即发行 刊物——《人民之友马拉荫庇下的法兰西共和国政论家》。7 月20日,勒克雷克起而仿效,刊行《人民之友》,直接继承马拉 所办刊物的名称。同一天,艾贝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嚷道:“倘使 要有人继承马拉,倘使要再有一个牺牲者,这个牺牲者已准备 一切及接受一切,这个人便是我!”PI 这个人不会是艾贝尔,也不会是雅克·鲁。在道德狂潮中 推举出来的领袖,只能是一个道德英雄——罗伯斯庇尔。7月 26日,罗伯斯庇尔选入救国委员会;8月12日,罗伯斯庇尔当 选为雅各宾俱乐部主席;8月22日,罗伯斯庇尔又被推选为
国民公会主席。短短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内,罗伯斯庇尔连任三 职,他跨过了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根本性转折,跨过了一个道德 理想主义者只能论政,不能执政的边际界限,而且进入了一个 直接执政、最高执政的危险状态。 在马拉遇刺激起的道德狂潮中当选,是一次危险的机会, 不幸的机会。罗伯斯庇尔的内在危险,就在于他始终保留有卢 梭式的道德洁癖:道德纯度越提越高,道德选民越划越少。这 就意味着随着他一旦上台执政,统治基础将日益萎缩,日益缩 小,并最终走向跨台崩溃。 罗伯斯庇尔的道德逻辑是,首先把社会的全体成员划分 为人民与反人民的两极:“一个民族总是划分为这样两个部 分:保皇党人和人民事业的捍卫者”。 然后再把人民一分为二:“所谓的爱国者又划分为两部 分:邪恶公民和有正义信仰的人”。PJ 甚至在“有正义信仰的人”中,他还要继续划分。1793年5 月10日,吉伦特党人微尼奥在议会发言中区别双方的道德定 义,声斥雅各宾派的道德追求已堕落为斯巴达式的暴力道德, “你们追逐道德的完善,一种虚幻的道德,你们的行为与
野兽 无异!”与此相对,吉伦特派推出的“道德选手”则是“美德罗 兰”,温文尔雅,一尘不染。罗伯斯庇尔对这种道德信仰不屑一 顾,斥之为:“这种所谓罗马式的道德,决不是那种燃烧在真正 爱国者胸膛的迅猛激情”!PK 持有这种道德逻辑的人,是不能执政,也不应该执政的。 他可以以政论家的方式存在,以道德理想之高调要求,中和平 衡政治家政论过程中必不可免的现实主义低调因素。先验理 想主义在野,经验现实主义在朝,两者方能出现健康的配置, 健康的关系。法国革命及其所形成的政治传统则恰恰相反:先 验理想主义在朝,经验现实主义在野,在朝者不会或不愿从事 制度性建设,在野者则从右翼发动复辟或守旧运动,使得在朝 者有理由居高不下,把道德理想主义的观念逻辑越拉越高。这 种在朝在野的背反配置,在受法国政治传统的影响的地区、国 度,后来曾反复出现,造成深重灾难。 1793年7月26日之前,罗伯斯庇尔可能还有这点自觉, 尚守得住道德理想主义只能论政不能执政的边际界限。这样 的边际界限,是限制,也是保护,是道德理想主义
者最好的存 在方式。据陈崇武先生考证,罗伯斯庇尔在7月26日前始终 避免担任行政职务,数度辞去已当选的官职。马拉因此还批评 他“仍然缺少政治家的眼光和勇气”。PL 马拉一死,舞台上的道德追光灯转移到他这里,既给他打 上道德光环,又笼罩住他的个人选择,罗伯斯庇尔身不由己 了。7月26日进入救国委员会时,罗伯斯庇尔忧喜参半,心情 矛盾。但是一旦进入,他的道德忧患,他的道德逻辑,他以道德 划分人群的习惯则又迅速开动起来。这两方面的心情,在他半 个月后8月11日在雅各宾俱乐部的演说中充分表现了出来: 应召进入(救国)委员会,是违背我天性的。我在那里 看到的事情,是我从来未敢怀疑过的事情。我看到,一方 面,爱国分子正在追求他们祖国的利益,劳而无获;另一 方面,卖国贼却正在这一国民公会的心脏部位策划阴谋, 反对国家的各项利益。 我不会泡在一个委员会里做个无所事事的人…… 假定我所预料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会宣布退出委 员会,那时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我向国民公会说明全部事 实真象,指出人民面临的危险
的措施。PM 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听众中即有救国委员会成员,当时 一片沉默。罗伯斯庇尔是个真诚的人,惟其真诚,他才会坦露 他进入执政状态时的胸襟,后人才得以从这里看到他夜半临 池却又不知不觉的危险;惟其真诚,他在这里所预兆的一些后 来失误,才分外令人同情: ——他的角色身份发生了变化,他的道德逻辑却没有发 生变化。他带着他的道德逻辑跨过了边界。卢梭当年越界筑 路,曾露出天才的马脚。罗伯斯庇尔本人可以选择不同的政治 角色,但是,他的道德逻辑却必须有一个合理边界。他个人可 以跨过边界,但是他不能带着道德二分法的逻辑跨过边界。一 旦他这样跨过来,作为社会批判、良心监督的道德理想主义与 边界这边的巨大权力相结合,则很难避免不走向危险的方向, 不走向政治乌托邦的设计,不走向道德嗜血的客观趋势。他本 人也就难免以实践的形式,重演他先师当年以理论形式出现 过的悲剧。 发表这篇演说的第二天,他当选为雅各宾俱乐部主席;又 过了十天,他被推选为国民公会主席。当时众人都明白这一身 三职的含义,但众人都
默不作声。 罗伯斯庇尔进入救国委员会签署的第一道法令,就是逮 捕令。罗伯斯庇尔在救国委员会总共签署542项法令,其中最 多的也是逮捕令。PN 罗伯斯庇尔遇难后,人们发现了他在这一时期的一份私 人笔记,即所谓“9月笔记”。这份笔记中有哪些至关重要的内 容?从瓦尔特《罗伯斯庇尔》和饶勒斯《法国革命社会史》中,人 们分别读到这两段文字: 这次起义(指6月2日马拉发动的起义——本书作 者)必须继续下去,必须逐步全面展开……内患来自资 产阶级……QE 谁将是我们的敌人?邪恶者与富人。我们必须处死 或放逐那些引诱人民误入歧途唯利是图的文人作家。QF 在这里,人们可以释读出罗伯斯庇尔悲剧的逻辑根源:在 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中,视资产阶级本身为“内患”;要求这场革 命成为“反”革命,革“革命”的命——反对资产阶级的资产阶 级革命;革命把“富人”与“邪恶者”并列,不仅打击财富对象, 而且打击道德对象,打击精神对象,以道德革命深化社会革 命,以道德革命禁锢文化领域内一切异己现象。 罗伯斯庇尔以己度
人,以己度世界,把自身道德律令外化 为革命的客观进程。他“带球越位”,他的道德理想主义在这里 大大越位。它不仅越出了自我律令的个人之位,也越出了这场 革命所属时代这一更大的历史之位。 他是大难临头了。 五、内外禁锢——舆论划一与道德对抗 罗伯斯庇尔上台之时,正是巴黎经受革命道德清洗之际。 在革命上层,人们推举出比马拉更具道德热忱的罗伯斯 庇尔;在革命下层,人们点火焚烧一切不合道德标准的文化 “奢侈品”:烧书,烧画,烧锦旗,烧旧制度文献,烧所有从私人 住宅抄检出来的带有贵族气息的文化作品。据《导报》记载,从 1793年至1794年,不断有爱国者结队冲进国民公会底楼,自 发地进行焚书活动。浓烟时常从国民公会的各个窗户内飘逸 而出,法国议会就在这种腾腾烈焰之上,大声辩论他们的革命 进程。 1793年10月23日,一位革命前的精神贵族——主教蒂 博实在心疼这些文化精品毁于一炬,询问议会: 爱国者有什么权力烧毁这些从邻居家里抄检来的东 西,即使这些东西证明是保皇主义或封建主义的标志?
雅各宾党人约瑟夫·德·谢尼埃平静地回答说: 不是有一些被公认是伟大的共和主义者的书籍吗? 比如说,他们之中有西尼和让·雅克·卢梭。QG 卢梭的著作和思想到了这种时候,就不限于一种无形的 语言暴力了。它已与强大的群众暴力、行政暴力相结合,形成 一种公开的政教合一的政治暴力。1793年6月19日,《世界 信使报》公然载文说:“人,仅仅是政府塑造的模样。在一个民 主政体下,在一种如此纯洁的空气里,在一个如此美好的政府 下,母亲毫无生产痛苦就生下了她的孩子”。 这正是卢梭改造新人思想,从哲学推行到政治实践的关 键点。卢梭当年曾抱恨没有一个优秀的政府来塑造他所设计 的至善人性,现在轻而易举地由一家革命报纸堂皇说出,而且 正在一个革命政府的行政推动下,轻而易举地进入了社会实 践。 罗伯斯庇尔当然信奉这一主张。但是,他考虑得更为深 远。报纸虽有宣传卢梭思想的这一作用,但是报纸七嘴八舌, 有时可能争夺政府对塑造人性的社会影响。1789年8月24 日,他在三级议会上的发言曾反对限制出版自由。但是到了
1793年他显然改变了这一看法。他更相信由政府来直接塑造 人,也就是说,直接钳制舆论,在此之后,扫荡一切政府之外的 文化媒体、知识分子。6月24日先发出警报,他指出: 有一种最简单最有力的力量,能把公共舆论引入各 种主张和各色人等的混乱,这就是报纸为何在革命中总 是扮演一种重要角色的原因。 敌人在出钱收买一些作者。QH 一个月后,罗伯斯庇尔进入救国委员会。8月8日,国民 公会公布法令:“查禁所有阳奉阴违的学院、学术机构、医学机 构、艺术团体、法律机构。”8月10日起,逮捕所有“**”的 作家、记者。《巴黎新闻报》的迪罗苏瓦于8月25日被推上断 头台,这是革命法庭处死的第一个新闻记者。QI根据这个月公 布的监护者法令:民间街头报纸要么被封闭,要么成为雅各宾 派的喉舌。9月5日,在忿激派武装**要求下,国民公会决 定把恐怖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救国委员会命令:关闭法兰西剧 院,逮捕所有演员。 下一步清洗的,是司法系统。这年圣诞节,罗伯斯庇尔签 署文件,由救国委员会发至各省,仅剩无几的法理
程序、科层 制过程都被废止。“加强革命,只能在一个自由的空间进行,这 就是立法者之所以要清除阻碍道路的所有事物的原因。…… 到目前为止,我们清洗了不少人,但是还存在着很多有待清洗 的任务。……革命法律的智慧只有在毫无阻碍的高空飞翔,如 果增加它周围的限制,它就会逐渐停顿下来”。QJ 进入1794年春,恐怖主义呼声更加高涨。马赛军事委员 会宣称:“法律的刀刃每天都应切下一些罪恶的头颅,断头台 工作得越繁忙,共和国就越巩固。”(3月26日)处死丹东派当 日,奥布省来的议员说:“如果我们清洗了自己,我们就有权力 去清洗法兰西。我们不能让异质团体再留在共和国躯体之 内。”处死丹东派后,圣鞠斯特也催促国民公会:“消灭所有帮 派,只有这样,共和国内才能只剩下人民和你们自己”。QK 当时的国民公会形同虚设,大权已经集中在救国委员会 少数人手中。罗伯斯庇尔等人进一步实践卢梭政治哲学之真 谛:让人民的一盘散沙与最高寡头的集权直接对位,中间削平 一切社会团体。 1794年4月至5月,雅各宾派开始清洗巴黎各
区的民众 团体。39个区的民众团体被迫解散。除限定每十天**两次 的区会议以外,只有雅各宾俱乐部一个组织可以自由**。雅 各宾派俱乐部经多次清洗、**,此时亦办成了官办机关,成 为政府之工具。即使如此,每逢**,讲坛上下亦派人严密监 视。 在这一清洗民间团体的过程中,最具典型意义、亦具讽刺 意义的是妇女参政命运的起落。 1789年三级会议所收到的民间陈情书中,有33份要求 改进妇女的命运。有一份称为“法兰西妇女的陈情书”写道: “三级会议的组成,就概念来说,它既然能代表整个民族,也就 应该代表我们。可是,民族一半以上的人口却被排斥在外。先 生们,这是一个问题,而这一问题伤害的是我们这个性别。”专 门研究卢梭妇女观与妇女运动关系的西方史学家保罗·费里 兹和理查德·莫顿整理总结这批陈情书说: 妇女的陈情书虽不登大雅之堂,但正是这些陈情书 提醒人们注意,妇女是被排斥三级会议之外的。1789年 的法兰西,危机四伏,也正是妇女们提出了一个治疗药 方:卢梭的道德或伦理更新。QL 妇女对
卢梭的呼唤,在革命前夕和初期的卢梭热中起了 很大推动作用。革命前半阶段的民众运动中,妇女参政权确实 大大推进了一步。包括雅各宾俱乐部在内的许多政治性俱乐 部都吸收了女性。《铁嘴报》上也不断鼓吹女权。但是,卢梭道 德理想普及之时,恰恰正是妇女重回厨房之日。 法国大革命中,轻视妇女的封建传统始终没有全部消退。 《**宣言》中的“人”,指的是“男性”,而不是“女性”。1791年 宪法中,亦将妇女划入消极公民,这种观念到了雅各宾专政时 期,不仅没有克服,反而由于卢梭幽闭妇女的理论影响,大大 增加。1793年1月25日,雅各宾党人普律多姆反对里昂妇女 组建政治俱乐部,首先发难:“里昂妇女俱乐部当她们这么做 时,是怎么考虑让·雅各·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教育年轻 女公民的那些完整章节呢?(原文如此,这些章节在该书中没 有,只出现在《致达朗贝尔——论观赏》中)……妇女俱乐部将 是家政的苦难渊源……。我们恳求里昂的那些好公民,留在家 里吧,好好照看你们的子女吧,而不是妄称什么懂得《社会契 约论》!”
有妇女代表用孟德斯鸠观点反驳他:“在亚洲,从最古老 的年代起,我们就被束缚在家务劳动中,用以配合专制统治!” 普律多姆用卢梭回敬孟德斯鸠:“有一个圣人曾经不断重 申,最好的妇女是说得最少的妇女,当他听到这番高论时,恐 怕会愁眉苦脸,顿生不快。卢梭断断不会喜欢一个妇女有如此 高超的才智。如果妇女们也加入一个俱乐部,我们可就要把我 们曾说要遵循自然、遵循理性、遵循卢梭所说的一切统统收回 了”。QM 1793年10月,雅各宾专政出现反妇女参政高潮。10月1 日,王后受审,审讯中出现污秽不堪的性侮辱和性歧视。QN10 月24日,罗兰夫人受审,31日处死。10月29日,国民公会前 出现请愿者,要求“关闭所有的妇女社团”,“因为正是这些娘 们才让法兰西受苦遭罪。”次日,阿马尔以救国委员会名义在 国民公会发言,提出三个问题,然后一一加以否定: 1、是否应允许妇女在那种特殊的社团里**? 2、妇女们能否掌握政治权力,在政府中任要职? 3、妇女们在政治生活或公共**中能否保持头脑冷静, 深思熟虑?
他的否定理由是,“公共舆论拒绝承认”,以及卢梭的理论 如此规定——“男人们创造道德统治,女人们使得美德受人爱 戴”。 经过一番辩论,接下来通过的法令是:“以任何名义建立 的妇女俱乐部、妇女公众团体,一律禁止。”12月31日,又发 布补充法令:“妇女们只有在丈夫和孩子一起出席的情况下, 才能参加社会活动。” 从此,曾热烈呼唤过卢梭道德救国主张的法兰西妇女,在 雅各宾专政时期销声匿迹。 如此清洗,制镇住国内舆论后,还有最后一笔,就是闭锁 国门,强化与外界的道德对抗。 法国大革命初期以世界主义面貌著称。它曾以宽广博大 的胸怀,接纳过欧洲各国的倾慕者和参加者。国民公会曾授予 华盛顿、潘恩、克劳茨等外国革命家以“法兰西荣誉公民”称 号,选举潘恩为法国议会的正式议员。以世界主义为号召,法 国革命甚至一度出现向外输出革命的冲动。 但是,这种世界主义和输出革命,本身就存在着道德优越 和道德泛化的底色,一旦形势逆转,同样的底色很快变幻为紧 闭国门,排斥外人,关起门来实行“道德净化”的另一面目。
1793至1794年冬天,英国作出和平试探。接受或拒绝这 一和平机会,一度成为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的争辩焦点。罗伯斯 庇尔宣称:“有必要注意英国的罪恶”。科洛·德布瓦说,在英 法两国政府间没有共同的基础,“他不想拿英国的政府与法国 的政府作比较,那就导致在所有美德的清单旁边罗列一长串 邪恶的清单。”巴雷尔宣称和平是腐败的根本动力,“君主制需 要和平,共和国需要战争精神;奴隶们需要和平,共和主义者 则需要自由的酵母。” 在牧月法令通过前几个星期,罗伯斯庇尔签署了一个报 复英国的法令:狱中的英格兰人和汉诺威人一律处死。英国随 之通过了一个对应法令。这样,双方都废止了旧时代战争规则 中不虐杀战俘的人道规定。约克公爵呼吁对双方战俘都施仁 政,罗伯斯庇尔以道德逻辑拒斥说—— 自由与专制之间有什么共同点?美德与罪恶之间有 什么共同点?…… 那些与专制主义作战的士兵应该得到救援,让他们 重回医院,这是可以理解的;奴隶宽待奴隶,暴君宽待暴 君,这是可以想象的。然而,一个自由人与一个暴君或暴 君
的仆从相妥协,勇敢与怯懦相妥协,美德与罪恶相妥 协,这是不可想象的,也是决不可能的!SE 这就把圣鞠斯特在国王审判案中的道德逻辑,延伸到外 交事务中来了。卢梭抗英情结发展至此,雅各宾专政道德理想 国实践历程行进于此,道德逻辑不仅磁化了国内事务,而且也 磁化了国际事务。整个世界划分为道德与非道德的两个国际 阵营,意识形态纷争压倒了民族利益,法兰西政治文化的内战 风格延续到外部世界,不仅给法国人民造成长期的战争苦难, 而且给近现代国际政治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注释: ①王养冲、陈崇武选编:《罗伯斯庇尔选集》,P231。 ②贝尔纳·贝罗蒂桑:《法国革命的哲学》,巴黎1956年版, P253。 ③转引自布罗姆:《卢梭和道德共和国》,P171。 ④马迪厄:《法国革命史》,上卷,P219。 ⑤陈崇武:《罗伯斯庇尔评传》,P124。 ⑥同④,P305。 ⑦《圣鞠斯特全集》,巴黎1908年版,第1卷,P396。 ⑧同⑤P130—132。 ⑨科班:《法国革命面面观》,纽约1968年版,
P171。 DE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P136。 DF转引自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政治文化》,P191。 DG饶勒斯:《法国革命社会史》,第8卷,P10—12。 DH同上,P25。 DI《圣鞠斯特全集》,第2卷,P516—517。 DJ同上,P519。 DK同上,P509。 DL同上,P520。 DM同上,P531。 DN同上,P538。 OE《罗伯斯庇尔全集》第10卷,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P31。 OF以上大部分材料引用DF,P188、P180—181、P182、P183、 P217。 OG比昂奇:《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巴黎1928年版。 OH雨果:《九三年》。P118—125。“沙依拉”:Caira,即革命歌曲《 就 这办!》。 OI转引自饶勒斯:《法国革命社会史》,第4卷。P284。查卢梭论 公意的各处论述,不见以上原文。但是,德塞兹所言并未违背卢梭论公 意之要旨。卢梭此意可参见《社会契约论》第3卷第4章。
OJ转引自DF,P215—216,P220。 OK转引自巴奈:《法国革命中的卢梭》,P6029。 OL路易·高特谢克:《让·保罗·马拉》,纽约1966年版,P1927。 OM《马拉全集》,巴黎1896年版,P44。转引自布罗姆:《卢梭和道 德共和国》,P231。 ON编织妇:国民公会中的平民妇女,她们一边旁听议会辩论,一边 编织手中活计。 PEF·方纳:《托马斯·潘恩全集》,纽约1945年版,第2卷, P556—558。 PF米涅:《法国革命史》,P179。 PG同上,P203。 PH安德烈·舍尼埃,大革命时期保皇党诗人。咏科黛诗见《舍尼埃 全集》,巴黎1958年版。P180。 PI马迪厄:《法国革命史》,P416。 PJ《罗伯斯庇尔全集》,第5卷,P17。 PK饶勒斯:《法国革命社会史》,第8卷,P258。 PL陈崇武:《罗伯斯庇尔评传》,P151。 PM《罗伯斯庇尔全集》第10卷,P65。 PN第一道逮捕令是7月29日发出的,逮捕令总数是75项。数据 出自陈崇武先
生在《罗伯斯庇尔评传》中的考证,见该书P152至153。 QE瓦尔特:《罗伯斯庇尔》,P370。 QF饶勒斯:《法国革命社会史》,第8卷,P125。 QG同③,P220—221。西尼(AllgeronSydney1622—16 83),英国 政论家,曾参加英国革命,独立派领袖之一,复辟时被处决,着有《论政 府》。 QH《罗伯斯庇尔全集》第10卷,P503。 QI吉尔克里斯特、玛瑞合著:《法国革命中的出版界》,伦敦1971 年版,P12。 QJJBMB汤姆逊编:《法国革命文件集(1789—1794)》,牛津1948 年版,P275—277。 QK《圣鞠斯特全集》第2卷,P372。 QL保罗·费里兹、理查顿·莫顿:“卢梭性观念的革命化”,载《18 世纪的妇女及其问题论文集》,特累顿、萨拉索塔1976年版。 QM里奥波德·拉科:《法国革命中的三个女性》,巴黎1971版, P15—158。 QN参见茨威格:《断头艳后》,P448—459。 SE《罗伯斯庇尔全集》第10卷,P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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